【艺术品之“方形”】“方形是信任和关怀的圣所，在它之内，我们分享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在艺术馆前的广场上，一个工人用一个晚上切割地面，嵌入一条灯带，一个完美的方形就做好了，再附上一块金属牌，刻上一句宣言，这就是一件艺术品，甚至是要为之单独布展单独宣传策划的艺术品。
我们不乏看到这样的艺术品，形式简洁优雅，宣言政治正确，让人无懈可击。面对这样的作品，馆长的态度是，”它的力量就在于其形式的简洁中“，一件可以自圆其说的艺术品，这是艺术馆的逻辑，然而这只是艺术馆的逻辑。一件艺术的成功，在于它能否把人从日常逻辑中点醒，意识到其他根植人性的可能性，那么这件“方形”在这个意义上会成功吗？
【艺术品之“你一无所有”】更常见的一幕。偌大的空间里整整齐齐地阵列排开几十个小土堆，墙上写着“你一无所有”，和“方形”同样格式的作品：带有形式感的物品，一句抛到你脸上而你无法辩驳的审判词，连和它对话的余地都没有。两个看展观众只是讨论了一下艺术家的基本信息，探头看了一眼就走掉了。可以说，这个现代艺术品在此刻是彻底失败的。
【艺术品之“愤怒的大猩猩”行为艺术】它的出场很别致，紧跟在“一无所有”制造的反差观感之后，馆员日常给游客指路，好像已经熟悉单调重复的引导工作，背景声音却是大猩猩在急促喊叫，却无奈那些毫无反应的游客……这毫无生气的艺术馆。
开场馆长和女记者尴尬而不失礼貌的访谈与整个艺术馆的共同性，在于一种表演性，为自己设定一种身份，然后尽量让自己看上去符合它。这种设定和迎合本身就是一种对人和艺术的限制，如“方形”这个象征，当我们试图让自己的表象身份鲜明地异于/高于其他人，这本身就是隔膜的开始，对自我“身份”的意识让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符号化，形式化。简洁的身份设定只可能是一种理想化的安全感来源，和意义丰富时而失控脱轨的生活相比，它显得单薄而不可信任。当女记者带着仰视的心态问馆长一段晦涩的理论观点时，彻夜狂欢后的馆长犹犹豫豫努力回忆的样子是不是也有些“不专业”呢？所以电影就在这种现实与假设的偏差中展开了后面的内容，延续着这种难言之隐式的尴尬氛围，或者说一种讽刺性。
【戏剧场景与反讽修辞】
电影中存在着若干“身份感”出现的典型场景，而每一个都可以看作是一个舞台。他们常常是公共空间，又或者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场合，然而每一次都是以场面失控为结局。馆长与女记者的访问拍摄场景中，馆长一时应付的回答和那一长段辗转迂回的理论语言本身，让艺术馆这个圣地之“框”变得值得质疑。
类似的场景二，馆长拿着稿子在卫生间一个人排练演讲并设计了一个梗，故意模糊自己馆长的理论话语权，而故作轻松地拿捏讲话的节奏、氛围，表演式的场景又再次被强调。而观众也在配合他演戏，当厨师来介绍菜单时，他们粗鲁地纷纷离场时，让这个看似民主、平等的临时小群体之“框”也瞬间崩塌。
而场景三就是艺术馆的庆祝晚宴上，一群举止得体的人被一只“大猩猩”逼到忍无可忍，终于卸下身份的负担，结束表演，捡起最原始的武器，拳脚相加打成一片，这个“框”也破碎了。
一次次破碎的框，在所有人的私人生活场景中也频频出现。
关于“谁去投递威胁信”的争论，让馆长和年轻馆员之间脆弱的同盟关系瞬间崩塌，看似热心的帮助，不过是一场借题发泄的闹剧，可怜的馆长只身范险进入贫民区住宅楼，在他心里已经把这个地方的人们符号化，一群难缠的没有教养的可怜虫，又厌恶又可怕。在他一边咒骂一边塞信的时候，一个体面的艺术馆长的身份，已经成了一个笑话，又一个框破碎了。
一夜情争夺避孕套、711对待无礼乞丐的轻蔑态度、懦弱到不敢亲自去取第二封回信、在自家楼梯对一个小孩子恶语相向甚至暴力出手，在这些导演设定的剧情里，一个体面的权力拥有者的道德底线是这么脆弱。
这部电影的风格，和其他记录风格的电影相比，导演故意设置的鲜明的故事反讽意图，单幕场景的戏剧化效果，和片子中一个个陷入现代困境的人物的日常尴尬表演不谋而合。��
当彼此负责和关心成为社会公民身份下不言自明的义务，就有人用它去制造不真实的谎言、话题，真相渐渐埋没在此起彼伏的话语喧闹里，失去了公信力，失去了公众自发的关注，而冷漠、虚伪渐渐蔓延到一切社会生活中，人们越是在公共化的场合，就越像个没有真心的木偶。受困于身份、权力、阶级隔离的保护之下，人们熟悉各种场合的表演方法，成了契约社会里必需的生存技能，忘了我们距离真正的相互体谅关怀还有多么遥远，然而似乎从来也没有更近过。但又有多少人能自觉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判断力，直视其中的阻碍、困难，而自发去反省根深蒂固的自私和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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