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每当读到司马光顽固守旧，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时，总以为司马光是个大坏蛋大奸臣。现在人生已过半，经历的事越来越多，开始理解身边每一个人，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只是他处在不同的能量频率，呈现不同的状态，做了不同的选择而已。请允许你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
司马光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父亲司马池做过四品官员，担任过北宋朝廷中的天章阁待制等要职。司马池很注重家庭教育，经常告诫儿子大丈夫要光明磊落，敢作敢当，不做亏心事。有一次家里吃核桃，司马光力气太小砸不开，小朋友热心地帮他把核桃一个个砸好。为了得到父亲表扬，他对父亲撒谎说核桃是自己砸的。司马池当场揭穿儿子，劈头盖脸大骂一通。这件事对司马光刺激很大，直接奠定了他的性格。长大后他再也没有说过假话，真诚做人，真心做事，包括后来进入官场也是真面目示人。正是这种一生践行的坦荡，造成了他和好朋友王安石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裂痕。也因此，他取得了另一种成就。
公元1067年，宋神宗将江宁知府王安石调到中央任翰林学土，这时司马光也担任翰林学士。两个都是智慧人物，都是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都是靠自己的优异成绩考进官场的实力派。二人思想高深，同在朝廷为官，彼此身价相当，年龄相仿，自然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这年冬天，神宗率百官祭天。事毕要依礼对臣子们赏赐金帛。就在皇帝神采奕奕地挥手让臣下领赏时，财政大臣悄悄对皇帝耳语：国库没有钱。神宗一听，眼神瞬间黯淡。司马光赶紧站出来收拾场面：“陛下，如今国力贫弱，我们应该团结一心过紧日子，皇上不必拘于传统礼节，依臣看，赏赐金帛一项就免掉吧。”曾公亮等大臣纷纷附和。王安石一听这话就很生气。堂堂北宋竟然如此消极被动！他雄心万丈地说：“我认为国家贫弱不足以气馁，我们可以在全国各行各业推行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通过改革抛弃那些陈规陋习，上下一心，国家必将会兴旺发达起来。”司马光一听，这不是痴人说梦吗，改革岂是一朝一夕一改就成的事？他对改革这两个字太熟悉了。他刚进官场不久，父母就相继去世。在为父母守孝的数年里，司马光遍读古今史书。
他发现改革虽好，但历朝历代的改革全都是热热闹闹开场，凄凄惨惨结束。
百姓不但没受益，反而酿成许多祸乱！皆因为改革打破了原来的格局，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如果改革的代价是造成新的动荡和贫穷，那还不如守着祖宗的老办法来得稳妥。他接着王安石的话说：“先王之法不可变，像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王安石针锋相对：“国家财用不足并非奢靡，而是不善理财之故，只重节流不重开源是于事无补的。只有变法国家才能繁荣昌盛。”两人各持观点激烈争吵，谁也劝不住。
不久，王安石就向皇帝递交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神宗早就有改革之意，当下和王安石达成一致，于公元1069年，提拔王安石为副宰相，全权主持改革事宜。这个举动更加剧了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分裂。
友谊是一件珍贵而易碎的瓷器，经不得磕磕碰碰。朋友闹翻的原因大致逃不过三条：利益、情色和政见。彼此相安时感概英雄所见略同，闹掰了则是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司马光并不是纯粹的老朽保守顽固派，也绝不是一个平庸官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也希望看到通过改革国家能实现富足安定的局面。他并不反对王安石变法，只是秉承稳中求妥的理念，为王安石那种冲动冒进而担心。司马光有一个著名的住房理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也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房子哪儿坏修哪儿，不到快要倒塌的地步，千万不要重新修造。因为盖房子没有好工匠和好材料，即使勉强盖了，也是豆腐渣工程。司马光的眼光是敏锐的。神宗时代，改革肯定先动富人，而富人是整个北宋的经济支柱。变法会导致富人变穷，如果他们穷了，一旦遇到内忧外患，北宋帝国急需的军用物资就没有着落，就会措手不及。纵观王安石的新法：重名轻实、重赋敛轻生产、重富国轻富民。如果不保护百姓利益，变法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改革要循序渐进，不然会发生内乱。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司马光才激烈地反对变法。他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却是在“守常”基础上徐徐展开稳中求进的方略。
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他反对改革更多是出于担心。但反对并不影响他对王安石的评价，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司马光一口回绝：“王安石的改革虽然冒进，但他一心为公，没有任何私利，我为什么要做不义之人？”他对王安石始终持赞赏态度：“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在后来的《资治通鉴》一书中，司马光说：“介甫无它，唯执拗耳。”而王安石虽然痛根司马光阻碍改，但也无半点个人恩怨：“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之根也那么凛然大义。两个君子的相遇带来的是山崩地裂的碰撞！王安石用排斥和坚持导致了司马光的离开，司马光用转身和离开推动了改革的正常进行。
一个是豪情万丈的激进派，一个是老成持重的保守派。司马光知道王安石的倔脾气，但他没有随随便便地妥协，而是不遗余力地做着最大努力。他首先对皇帝施压，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种种理由。但皇帝没理他。他又不计前嫌地给王安石写信，苦口婆心地劝他：“历来变法都是出力不讨好，本朝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没几天就夭折了，你不是不知道。且不说变法会引起天下震动，人事更迭，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你重蹈范仲淹的覆辙，身败名裂。作为朋友，我劝你谨守祖宗之法，不要生事，不要侵官。”
一连三封信都没能打动磐石一般坚硬的王安石。司马光渐渐明白变法是势在必行，因为王安石的背后站着皇帝。自己在这样的情形下，怎么可能说动皇帝改变心意呢？虽然混了多年官场，有资历有经验，可是资历和经验岂能阻挡改革者汹涌澎湃的激情？那种来势汹汹，挟裹着冲动、漏洞和空洞滚滚而至，足以淹没理智和理性，再多雄壮的发声也盖不住摇旗呐喊！司马光的苦苦相劝就像狂风里的微弱呻吟，没人在意。司马光知道，只要皇帝赞成，任何人的意见都将沦为形式！如今皇上已经拍板儿了，朝中泾渭分明地形成了改革派和保守派，改革派正春风得意热血满怀，不碰壁他们是不会回头的！他知道，自己再在朝中待下去，肯定会成为牺牲品。要么与王安石一道冲动上马，要么与保守派一道打击王安石。这两种他都不想为之。算了，就让时间给出答案吧。既然自己的意见无人采纳，也就注定仕途画上了句号，既如此，又何必在这件事上耗费时间？自己喜欢历史精通历史，何不闭门谢客著书立说？
司马光对音乐、律历、天文、术数无所不通，尤其对于史籍阅读极广并有记笔记的习惯。他决心效仿陶渊明，解职回乡，回归田园，专心致志地把已经写了一部分的历史书稿续写下去。
当他的辞职书交到神宗手上时，这位年轻皇帝一点也不惊讶，反而拉着司马光的手连连表示赞成，并把自己收藏的2400本珍贵图书全部送给了司马光，作为他写史的参考。
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支持了，这为司马光的写作注入了最有力的支撑。
有了精神力量，还需要得力助手。神宗皇帝提供了最大方便：让他在朝中馆阁挑几名年富力强学识渊博的精英学者做助手，成立书局专事编写。司马光注重实际才学，他谢绝了皇帝好意，转而在基层中寻觅。他挑中的第一个人是35岁的和川县县令刘恕。刘恕13岁时就通览汉、唐两朝典籍，18岁中进士：第二名是长期担任州县官的刘微，司马光挑中他时正任国子监直讲；第三名叫范祖禹，这个人虽进士出身，但比起什途则更喜欢学者生活；第四名就是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这些人都是当时文史界的精英。
公元1070年，司马光带着之前已写了四年的书稿离开京城，抛却高位，放弃了围绕在皇帝身边俯视天下的机会，到西安任职。第二年，又到洛阳当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小官儿。他买了20亩地，在崇德寺建了一个书局，盖了“独乐园”，从此，带着他的助手们“不惹眼，不闹腾，不勉强自己，主动做起了落后于时代的隐者，在寂静中凝视人心”。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寒窗苦读，无不是为了跻身仕途显耀门庭，泽被后世，荫及子孙。而司马光坚决果断地选择了回避和退让，在清贫寂寞中，顶着洛阳城无处不在的各种飞短流长，每天和助手们查经据典，著书立说。那个儒雅的宰相从此在田间地头的青葱娄黄、四季轮回的风霜雨雪中，把三十年光阴过成了寂寞清冷的史诗。他心静如水，专心致志地埋头于写作。时光历久，收入减少，他大房改小房，在简陋的居室下面开辟了一间小小的地下室作书房。
当时寄居洛阳的朝中大臣王拱辰生活奢华，住着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的豪华大别墅。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这种落差不是凡人所能经受的。司马光曾经也是朝中重臣，如今却穷潦倒，甚至穷到了连百姓都不如的地步：妻子去世后，他手无分文，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想起那年元宵夜，夫人想出去看灯。
司马光不想让她去：“家里有灯，何必非到外面去看。”夫人说：“不只看灯、也顺便看看人。”司马嗔怪道：“难道我是鬼吗？”如今老妻走了，这种平凡的快乐再也不复，司马光很伤感。
虽然生活艰苦，但这位精神大儒很快振作起来，愣是在洛阳带动起了一方纯朴民风！谁能相信，为官近40年的高官解职后，居然穷到典地葬妻的地步？
司马光的儿女居然比普通百姓家的孩子还要懂事还要俭朴！他给儿子的信中常说：“穿衣无非是为了御寒，吃饭无非是为了果腹。经商做买卖的人收藏的是金银，读书人收藏的是书本。”那些为满足私欲而穷奢极欲，为保世代富贵以身试法的官员们，若能从司马光身上取一二分正气，何至于到班房养老？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洛阳人直不相信司马光从峰顶到峰底的那份坦然和安贫乐道的情怀！苦日子里最容易成功！因为心无旁骛，因为两袖清风，更因为没有任何羁绊！
公元1084年，65岁的司马光终于完成巨著。他瘦得皮包骨头，双眼昏花牙齿几乎全部掉光，形如干柴。在将书呈送宋神宗时，司马光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他没有虚言：虽然有数个顶尖助手，但《资治通鉴》从开始起笔到人物选取、写作角度、事例整合、删削定稿全都是司马光亲自动笔，助手们只是做些辅助性工作。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篇，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神宗帝看到老态龙钟的司马光，感慨不已，封他为资政殿学士。
司马光“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前后共历时19年完成的鸿篇巨制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光原稿就堆了两大间房子。因为有好朋友相助，又得皇帝资助，故名日《资治通鉴》。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不谈改革，而着重写政治、军事。
他说：“鉴于往事，有资以治道。”虽远离官场却心系天下，不事君王忧君王，写书就是为皇帝服务。司马光衷心希望君王们能把这部书当成为君修德的镜子，希望通过自己对历史的结，皇帝能从中吸取前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服务百姓，把国家带向繁荣富强。
以冷静的视角默默关注，以沉思的方式悄悄爱国，这是一个士大夫的终极情怀！从进入官场到离开官场，从来都没有变过！就像他的为人：真诚坦荡，始终如一！
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与世长辞。消息传出，“京师之民，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像，饭食必祝”。许多百姓家里都撤了财神，转供司马光像。
当一个人的精神照亮了世人心灵，他就上升到了大师的境界。人生自古谁无死？能以一死撼动人心者，古今几人？
司马光是有缺陷的，盲目崇尚对皇帝服从，以之为第一态度。他说过：“官吏的升降选拔不在于能力和资历，应该出自君王不言而喻的默定。”司马光还有一个特点，崇古制而非今。动辄周礼、古制，把周公、孔子当成不可逾越的巅峰。但所有这些都不妨碍司马光高尚的人格。那么强烈地反对改革，却选择自动离开，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要知道，他离开的是优越生活、尊贵地位、世人的尊重和锦绣前途这些都是某些人苦苦追求为之疯狂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他却毅然决然地挥手说再见，没有一丝犹像和留恋！也许官员司马光是失败的，但史学家司马光却是成功的！他很明智，当在天时地利人和上都不再占据制高点，转身才是最好的选择！他用真诚为自己谋得了后世尊敬！
同样用真诚立世的还有一位，他就是千古文豪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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