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年读大学还需要粮票,九二年粮票随即被取消。
那时候的粮票有省票、国票,国票最值钱,全国通用。
儿时的记忆中,还有布票、肉票、油票。所有的生活物资,必须凭票供应。众多票中,当属粮票最金贵,甚至可以直接当钱用。
我清晰记得,小时候不仅穷,而且吃不饱。家里留下来的花生种,用瓦罐封藏在床底,我经常趁大人外出农忙,就爬到床底下偷吃。大人发现后,我还说是老鼠偷吃的。
六岁那一年我们全家随军到武汉,一呆就是五年。
父亲是一名连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有三十几块钱,算是不错的。我们一家也就靠这些钱过日子。好在部队里分给我们一亩几分地,父母就种起了瓜果蔬菜,倒是可以自给自足,吃不完还可以分给邻居。
那个年代基本不花什么钱。家里只有两张床和一个衣柜,还是父亲自己找木板东拼西凑的。
读书可能是最大的开销,我记得上一年级的时候,一个学期的学费是五块钱,第二学期因为成绩优秀,只收了一半。
常听大人说,衡量一个人家里是否有钱,就看家里是否有“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我们家一件也没有,倒是后来父亲利用职务之便,四处搜集一些半导体二极管和电路板之类的电子零部件,组装了一部台式收音机。这也算是我们家的第一件家用电器。
每当说起“三大件”,大人们眼里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就像我们现在对房子、车子的渴望。
不过同为“三大件”,还是有区别的。手表以“上海”为尊,自行车以“凤凰”“永久”为贵,缝纫机则以“蜜蜂”“华南”为精。这些品牌代表了当时国货的最高水平。即使家里有“三大件”
父亲买不起手表,却要为母亲买一辆自行车。母亲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无论风雨寒暑,总要骑行二三十公里到汉口长江边的一家乳胶厂上班,一个月能挣十几块钱工资。
八三年父亲退伍复员回到家乡,“三大件”已然凑足了两件——自行车和缝纫机。只不过并不是“凤凰”“永久”,也不是“蜜蜂”“华南”。家里只买得起二三线品牌——自行车是“五羊”28寸的大块头,那时候已经流行26寸小巧型的自行车,但要贵一些;缝纫机则是从武汉带回来的“大桥牌”。
印象中,父亲从没戴过手表,所以第一代的“三大件”严格来说还没完全实现。
然而回来没几年,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三大件”已悄然变成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
很显然,第二代的“三大件”有着明显的先后顺序。衣服从来用手洗,洗衣机可有可无,完全可以往后靠。电冰箱完全是资本主义腐朽玩意,最好笑的是,后来买到第一台冰箱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在为如何填满冰箱硕大的空间犯愁,以至于一直拔了插头摆放在墙角,目的全然是为了给外人来访时知道我们家有冰箱了。
所以,最迫切的当属电视机。
整个小学阶段,我都是在没有电视机的日子里度过的,整栋单位宿舍楼里也没几家有电视机。那时候谁家有电视,将会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一到晚饭时间,家里客厅总挤满了人,特别是小孩子总要霸占着看动画片。
我所住的那个单元没人家里有电视,所以总要和弟弟跑到前面那栋宿舍楼去看。但我们不认识别人家,只能扒在别人家的窗台上解瘾。
直到上初中,家里才买了第一台电视,还是17吋的“大彩电”,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三洋牌”,日本货。
那时的电视没有遥控器,选台只能按按钮,一共只有八个按钮,但频道却没有八个。那时候也没有网线,必须在楼顶架个电视信号天线,还要不停地摇摆天线杆的方向才能接收到清晰的图像。
这一代的“三大件”持续了好久都没怎么改变,一直到九二年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家里换电视我还觉得是一件天大的喜事。父亲写信告诉我准备换一台25吋的,我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放假回家才发现只换了台21寸的,又让我失望了好久。
九五年大学毕业后,“三大件”的说法基本消失了,很多人都买得起这些家用电器。这时候商品房开始出现,湛江最早的商品房是500元一平方,而我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500元,于是惊呼好贵!
紧接着,大哥大、手机、BP机出现了,汽车也成为有钱人追逐的对象。
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是在2000年之后,我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尽管那时的互联网基本没什么可上。但现在回忆起来,世界真正发生改变也就是这十几年的事情,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之后。
现在物质生活极度丰富,再也没听谁说过什么“三大件”。不过现在的人过得并不幸福,至少并不比“三大件”时期幸福,因为“三大件”又悄然变成了“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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