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是一个伟大的生物学家，他坐着那只小船。达尔文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物种起源》改变了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除此以外，他还有二十多种著作。他的一生能给人许多启示和教益。
按照兴趣发展，不但快乐，而且更容易成功。达尔文的祖父、父亲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医生，他的祖父在许多方面都有建树，他的父亲希望他能继承祖业，但达尔文的兴趣却不在这儿，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观察动植物，制作各种小标本。小学时他的成绩并不好，中学时学古典文学，大学时读神学，他都没兴趣，他最终成为一个博物学家，是与小时候的兴趣一致的。
大师的指引很重要。达尔文中学时学数学不是只听老师上课，然后埋头做题，而是自己阅读数学家的著作，直接向大师学习，这是现在的中国学生无法做到的。达尔文大学时读的专业是神学，但是却跟学校里年轻的自然科学家来往密切，听他们的讲座，得到了很好的指点和帮助，这对达尔文后科学研究离不开长期艰苦踏实的科学考察和实验。达尔文跟随贝格尔号巡洋舰到南美、非洲各地进行了为期五年的科学考察，收集了大量珍贵的资料，记下了翔实的考察日记。回国后长期坚持动植物的养殖栽培，以研究自然选择对遗传变异的作用，还广泛地向有经验的养殖人员请教，虚心地向同行请教，他能做出惊人的成绩是很自然的事，不像我们时下许多人的研究，急功近利，弄虚作假，耐不得寂寞，坐不住板凳，恨不得一年能出几项成果。这样所谓的成果除了能评个职称，混个头衔，骗点经费之外，对于社会，对于真理毫无价值。
热爱科学，尊重他人的成果。达尔文热爱的科学本身，热爱的是提示真理，他能从科学研究中得到乐趣，而对于名利并不看重。
达尔文的科学气质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假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么爱好的假设，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势力和神学的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达尔文身上具体表现为富有怀疑精神和不自满、不保守。 无须说，他的进化论是对当时宗教神学观的叛逆，是大胆怀疑的产物。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生活下去。”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火山口理论。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那样。”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起来，而是仍然富有怀疑和进取心。 达尔文从来不以伟人自居，他知道虚怀若谷对科学的价值。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贬低旁人的做法，面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会直言相告：“反对您加在我们那些伟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惯常认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极为重要，至少在科学家方面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理论，他决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厌深思，反复琢磨。关于遗传的机制，他曾提出“泛生论”的假说，认为从身体各部输出一种名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细胞，以此解释身体的变化即获得性状向子代的遗传。这一假说发表后，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达尔文很注意这些批评。他表示：“他反对这个假说，但批评得公正;我发现他的批评很有用处。”此后，他们经常通信，讨论植物学问题。也正是在认真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中，删去了有关泛生论假说的论述。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略见他虚心、严谨的治学之风。当然，从他1842年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的事实，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不厌深思”之“深”。来的成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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