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的故事

人间正道是沧桑。

一周的零碎时间，看完了《褚时健传》，这个老人丰富曲折、波澜壮阔的经历，宛如一幅动人的历史画卷，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褚时健生于1927年12月，祖上由河南迁至云南一座名叫矣则的小山村。在褚时健出生之前，他母亲的前两个男孩都因医疗条件落后而夭折。父亲褚开运做木材生意，在1942年日本对滇越铁路一次轰炸中严重受伤，第二年去世。

在父亲去世之后，家里七个人的生活全指望母亲的两三亩水田和租种出去的苞谷地，作为老大的褚时健15岁退学，帮助家里烤酒卖酒挣钱。传统烤苞谷酒分几个步骤：泡苞谷、蒸苞谷、放酒曲发酵、蒸馏、接酒。在泡苞谷时要把700斤苞谷一袋袋酒坊水缸边，在蒸苞谷时要注意防止苞谷被烤干，不能睡死。褚时健经过用心观察，发现在发酵时温度对出酒率影响比较大，他把灶台里烧剩下还有余温的柴火装在破铁盆里，放在远离灶台的发酵箱下面，使他的出酒率比别人高出20%。

堂哥褚时俊在西南联大读书，一次专门去找褚时健，劝他继续读书。褚时健接受了堂哥的建议，和母亲商量之后，背上行囊去昆明读书。

在学校里褚时健经常饿肚子，但他却被同学公认为“会生活”而被评为学校的伙食委员。褚时健观察，昆明的物价早晚差异很大，他在市场上对比之后，一大早去买米，买的米不仅好，而且价格比别人便宜的多。他买的大米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在褚时健求学期间，母亲挑起了全家的生计，家境更加窘迫了，四弟和五弟先后因痢疾没得到及时医治不幸夭折。在学校里，褚时健接受了大量的爱国主义教育，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并成为游击队里的神枪手。褚家三兄弟也都是游击队员。

战争是残酷的。二哥褚时仁在一次国民党偷袭中中弹牺牲。有一次，褚时健和连里的通讯员一起，忽然一颗炮弹落在他俩中间，由于炮弹引线长、延缓爆炸，通讯员一脚把炮弹蹬开，才让他俩都捡了一条命。褚时健当时就意识到：“把每一天过好，就是对人生负责，想的太多，没有任何意义。”

解放之后，褚时健负责村里的征粮工作，由于他采用换位思考，站在农户角度考虑问题，与农民沟通非常顺利，原计划两个月的征粮任务，他10天就完成了。褚时健受重用思想影响很大，“留有余地，心慈一点，善一些，对大家都好。”1950年7月，由于土匪反扑造反，小褚时健两岁的弟弟褚时候牺牲了。母亲听到消息后几乎发疯，几个月后不幸去世，年仅47岁。

1951年，政府给每个人定家庭成分时，他认为自己家有两亩水田、十几亩苞谷地，给自己定了个“小地主”不利的身份。

从1954年到1958年，褚时健分别在玉溪地委宣传部和玉溪行署人事科任职。在此期间，他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妻子马静芬，他们在1955年结婚，第二年有了他们的女儿—褚映群。

1957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反右”运动，褚时健由于不小心得罪了行署专员，在最后一次“反右”运动中被划成了“右派分子”，1959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褚时健去红光农场劳动改造。在那个年代，被划成右派，等于自己没有了任何政治前途。褚时健一直很仰慕的堂哥褚时俊，由于和局长私人关系不好，在1959年也被划成了“右派”，发配到云南阳宗海一个发电厂改造，半年之后死在了那里。令褚时健最难过的是，由于褚时健一直在劳动改造，得知他堂哥去世的消息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人哪，打击是经常的，你自己心里要有谱气（底气），不然什么都干不了。”

1959年10月，马静芬带着女儿褚映群，到红光农场和褚时健相聚。农场艰苦的环境超出了马静芬的想象。但一家人相聚在一起，褚时健的心情好了很多。终于在1961年，褚时健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从元江调到新平县畜牧场并担任副场长。有一次，褚时健带着农场里的几个年轻人去打猎，五天打了六只麂子，让农场食堂热闹了好几天，没饭吃饿肚子的人们竟然吃上了肉，听上去像是一个黑色幽默，单那个年代就是如此。

1963年5月，35岁的褚时健调到了新平县曼蚌糖厂担任副厂长。曼蚌糖厂是个多年的亏损企业，生产工艺落后，职工每年只能发5个月的工资。褚时健让工人敲掉锅底厚厚的锅垢，病把燃料由褐煤改为甘蔗渣，大幅度降低了燃料消耗。接着，把榨糖机的滚筒由3个提升到了9个，甘蔗的出糖率从提高了10%以上。开源节流，糖厂在褚时健就任一年的时间，实现纯利润8万元，糖厂多年来第一次打了个翻身仗。这让全糖厂的人都兴奋不已，包括新平县委书记普朝柱，也为他这个老朋友高兴。褚时健修好荒路，用糖厂的副产品酒，来和当地农民换甘蔗，得到了更多的原料。

这些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做出一件事情，必须让各方能够利益平衡，都能从中获利。适当让利，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利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