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什么才是帮助穷人的有效方式吗？
在他看来，启动外来援助，形成本地产业，能启动一种良性循环，即辅助贫穷地区在关键领域投资，从而提高其生产力，由此而产生的更高收入会带来更多投资，收益将呈螺旋状上升。但是，穷人通常缺少信息来源，相信那些错误的事情。
因此，贫穷很大原因在于信息不足。电商新模式却可以起到关键作用，它让信息、数据以及供需得到更精准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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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与供需矛盾
扶贫不仅仅要建立产业，更需要解决信息和供需问题。
由于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农村，在当地往往并没有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因此扶贫项目很多都集中在农业生产上。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经济作物，如水果、特色农产品、肉禽类，这些产品在国内基本都属于产能过剩。
产业扶贫以后，增加了产量，增加了供给，但是市场没有进一步的扩大。因此会造成大量的农产品销售不出去，甚至连生产成本都收不回来。这不仅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更是让产业扶贫的效果大打折扣。
很多贫困地区产业扶贫之后随之而来的滞销现象就是典型案例。虽然志愿者耗尽大量尽力去匹配供需，但终究无济于事。
11月20日，拼多多（NASDAQ：PDD）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截至2018年9月30日的12个月期间，平台GMV达3448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86%。
这份财报当然很好看，其中另一个关键数据则是和扶贫有很大关系。扶贫不仅仅在于把农村的产品“销出去”，还在于把城市的商品“运进来”。
在“销出去”这个层面看，拼多多已发动5万名新农人，在全国农产区建立分拣、包装、物流的分布式中心。过去3年共计销售109亿斤农货，交易总额达510亿元。拼多多覆盖的农产区尤其是贫困农产区，已基本实现农户“有产就有销，多劳能多得”。
从“运进来”这个维度看，自从第二季度以来，国美电器、当当、小米等500余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入驻拼多多品牌馆。再加上拼多多的精准补贴策略，在农产区，消费者可以得到更廉价的商品。
中国零售格局用消费升级和消费分级这两个词来概括再合适不过了，加上中国幅员辽阔，城市层次多样，不同家庭有不同诉求。拼多多就像是一个管道，打通了不同市场、产区的“结界”。
扶贫，本质上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农货进城，品牌下乡，围绕供、需、流通展开资源与需求的匹配，从而激发了从一线到四五六线再到乡村市场的潜力。它让二元市场重新粘合在一起，融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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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基因的业务模式
打通城乡结界，粘合二元市场，把扶贫和业务结合在一起是所有互联网公司都在思考的问题。
此前有一家互联网小巨头公司扶贫业务负责人吐槽，自家公司业务和扶贫毫无关联，与其去找业务和扶贫的结合点，“还不如直接给钱”。
这种思维逻辑当然是“懒政思想”，但其实也点出了一个难点：扶贫能不能和公司业务模式天然融合？
农村市场是一片泥淖，你不做我不做就没人做，最终失去市场的终究还是企业自己。但是开发农村市场却等于在挖掘中国互联网的价值洼地。
黄峥11月8日参加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时曾表示：
过去三年，拼多多平台已累计帮扶139,600户建档立卡扶贫家庭，产生超过21亿笔扶贫助农订单，累计销售109亿斤农产品，相关交易总额达510亿元。
拼多多之所以能够有接近京东的市值，很大因素就在于，打通城乡二元市场的价值被市场和资本看好，这并不亚于京东这种把主要目光投放在一二线城市的电商。
阿里和京东常常用“沉下去”这样的词汇表达对农村市场的重视。“沉下去”这个词一方面表达了农村市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折射它们把一二线城市作为根基的思维模式。
事实上，对拼多多而言，扶贫助农是一种根植业务模式的本分，它更自然、更简单。在扶贫过程中也并不需要那么“刻意”。
1、信息流：信息流的本质是信息找人，放在商品交易中就是“货找人”。过去农户生产的东西都要人找货，但今天的货找人可以提高连接效率，降低获客成本。
2、社交流：通过拼团的模式，通过微信9亿用户移动社交的关系链传播引爆规模，过去线性的传播到了社交工具中得到的往往是裂变式传播，进一步降低了品牌成本。
3、大数据：大数据让供需关系更精确，整个过程可以实现库存同步、订单同步、发货同步、对账同步，以此缩短品牌方的销售及回款周期。甚至预先根据数据预测销售规模，展开排产，降低库存和带来的浪费与成本，降低库存。
拼多多的拼团模式不仅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需求，也能模拟预测消费者未来的需求，并将预测传递给上游生产商。通过对生产商数据赋能，他们将会有更充足的时间来计划生产，开发出更符合目标客群的特定产品。
减少中间环节，农户可以保留更多利润，用户也可以得到更物美价廉的商品。借助新式电商的爆发力，降低商品零售交易成本，效率、规模、成本都能在这种社交和拼团穿透作用下得到优化。
一组数据显示，拼多多一二线城市的占比接近50%，和淘宝、京东的用户重合度已经超过1亿，“低线专供”、“微信专属”等标签一点点被撕掉。
这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城乡二元市场之间的障碍正在被它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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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修桥造路”
打通城乡“结界”，其实也是在为自己“修桥造路”。
早年间，阿里和京东一直在说要深耕农村电商，两者不断把小店、合伙人、物流、金融这些概念兜售给贫困地区。拼多多则是拼单、社交，用货找人、社交裂变的方式，适应人的本能，扶助贫困地区让城乡二元市场得以融合。
企业用技术、商业配合公共机构共同从根源上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不仅自己可以获取市场，社会问题也能够得以解决。
中国城乡市场的二元结构，农村市场对城市商品的需求，农村市场农产品以及城市工业品的滞销，在这样一个接近于C2M（Customer-to- Manufactory）模式的商业逻辑中一点一点被打通，扶贫得以良性循环。
尹生去年5月在《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腾讯和中国互联网？》一文中曾经如此界定企业和社会责任的关系：
当这些公司从一个独立的商业实体发展为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后，从产业竞争向生态竞争的进化符合其利益最大化，因为它们的利益越发与整个生态（也包括社会和经济等）的整体利益密切相关，这要求它们必须从生态的整体利益。
也就是说，企业本身的发展高度，是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深浅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壁垒，这些壁垒无不和面前的社会问题相关，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本质上是在为自己修桥造路，打通商业障碍。
这种业务逻辑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学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那句话来说就是：
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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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独立撰稿人。钛媒体、品途网2016年度十大作者，腾讯科技2015年度最具影响力自媒体。关注人工智能、移动互联、数码家电的产业融合，文章在界面、今日头条、搜狐、腾讯、新浪、网易等30余平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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