泣血凝泪“两姓”缘

-----回忆解放前的辛酸经历

口述 秦永振   整理秦明亮

    我本来姓刘，却叫秦永振，今年八十一岁，是修武县商务局退休干部。我是修武县钓台营村人，也是刘桥村人。别人都是一个姓氏一个家，而我却是两个姓氏两个家。为什么这么说呢？说起来都是滴的血，流的都是泪......这里面有一段辛酸的往事。

父亲抗战牺牲

民国26年（1937年）农历二月初六，我出生在修武县钓台营村。父亲刘龙雄，在本村陈家打长工。母亲是小脚女人，在家操持家务。我有一个长我九岁的哥哥，有一个妹妹，小我两岁。

民国27年（1938年）日本人占领了修武县城，老百姓开始了奴隶般的生活。荷捐杂税、征粮派款、拉夫劳役，修武老百姓不堪重负，家徒四壁，穷的掉渣，苦不堪言，真是怨声载道。

日本鬼子占领修武县城以后，国民党军队、八路军、土匪、地方杂牌武装、游击队都退到修武县北部的太行山区。而日本鬼子、皇协军、亲日的土匪、其他伪军等军队，都盘踞在县城周围和铁路沿线，双方经常干仗，每天到处都能听到枪声。

八路军等抗日武装经常是晚上袭击，打据点，攻炮楼，入户宣传，由北向南，从山区向县城推进。我老家钓台营村，就处在双方拉锯的中间地带，傍黑（傍晚）以后，经常能看到他们在这一带出没活动。

听我母亲后来讲，我两岁的那一年（大约1939年），我父亲被山上的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在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或第四十军当兵，在北部山区打日本人。后来也听村子里上了年纪的人说，我父亲为了活命，参加的是八路军，也有的说是修武县抗日大队。不管是什么部队，当时都是打日本人的部队。

我只是隐隐约约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总是半夜三更才回到家，给家里捎些吃的东西或是钱物。早上天还不明，就丢下一些替换衣服走了。

当时每当问起父亲时，母亲总是言词闪烁，含糊其辞。

民国30年（1941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有人给我们家捎口信，说我父亲在蔡坡村、西涧村跟日本人干仗时，被打死了，让我们家赶紧去收尸体。

母亲听到口信后大惊失色。她失里八慌（慌里慌张）把妹妹托付给邻居，又向人借了毛驴和一个大毂辘车，带上哥哥，把我放在大毂辘车上，就往蔡坡村赶路。母亲一路上都阴沉着脸，一直没有说话。

到了蔡坡村村口，有人来迎接我们。来人向我们介绍了父亲死前的情况。

原来，部队在西涧村驻防时，有四五十个日本鬼子到蔡坡村抢劫。部队派出我父亲和八九个人到蔡坡侦察敌情，不想被敌人发现后，就一路追赶。我父亲一伙人边打边往西涧村方向撤退，不想他受伤后又被日本鬼子的手榴弹击中，当场牺牲。部队在西涧村对日本鬼子进行阻击，日本人死了十多人，掉头逃往坡前村。混战中，日本鬼子残忍地把我父亲的头切下来，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虽然他父亲的战友花大功夫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

到了现场，我们看到在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十多个人。每个人都是伤痕累累，有的是头部中枪，也有的是胸部中弹，衣服上也都是鲜血。

我母亲从地上躺的十多具尸体里，一眼就认出了父亲的遗体。我父亲穿着母亲缝制的粗布衣裳，地面上满是鲜血，没有头颅，脖子还在往外渗着血，胳膊上、手上也是伤痕，衣服上都是血。

攥着父亲的衣服，我母亲很悲惨地哭了一声“孩儿他爹”，一下子就晕倒了。

我哥和我看到这一片惨烈的景象，由于害怕，也由于悲伤，跟着放声大哭起来。部队上有人把我们抱起来，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哄着让我们安静下来。

有人把母亲扶起来，赶紧帮着拍后背、掐人中，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我母亲才逐渐苏醒过来。

带着父亲没有头颅的尸体，我们悲怆地回到钓台营。

父亲尸骨不全，为了让他入土为安，几个邻居帮着从村子老乡家借了一些白面，捏了一个人头。

没钱没棺材，我们只好把大门的破门板卸下来，充当棺木用，上面用一张破芦苇席子盖上。

在乡亲们的帮衬下，我们总算把父亲的丧事给办完了。

但是，后来听说，日本鬼子西涧村失利后，逃往了坡前村。在坡前村，日本鬼子把全村的青壮年妇女抓起来关在一个地方进行奸污，把青壮年男人关在一个院子里用机枪扫射，有四五十人惨遭杀害，制造了血腥的坡前村惨案。

中年丧夫，幼年丧父，我们家和坡前村许许多的不幸家庭一样，国仇家恨，赶上了人世间最悲痛的时候。

因穷被迫送人

父亲牺牲时，部队给了少许抚恤性质的银两，只是暂时解决了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但是，由于失去了父亲，没有一个壮劳力，我们家没有了顶梁柱，就象天塌地陷一样。

从这以后，情况比以前更加糟糕了。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甚至两三天都是一粒米也没沾牙。没有办法的时候，只能煮着青草喝水充饥。当时，两三岁的妹妹饿的经常哭闹，母亲抱着妹妹，整天哭的象个泪人一样。

那一年（1942年），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有一天，邻居有一个老大娘来到我们家，找到我母亲说，“大妹子，眼看着你们孤儿寡母这样熬着，让孩儿们跟着你挨饿受罪，早晚过不下去，不如把老二送人，只当是放生了吧”。

母亲抹着泪，一边抽泣，一边询问有关情况。

邻居老大娘说，本县刘桥村有一对夫妻膝下无子，为了防老养老，想要个孩儿。

我母亲盯着瘦骨嶙峋的我老半天，又看了看我哥哥和妹妹，才含着泪，很迟疑地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

我当时在旁边，一听要把我送人，躲在母亲怀里，吓的直哭。

几天后，纵然我再哭再闹，仍是被人抱着，踏上了一辆很破旧的毛驴车，离开了我的老家钓台营村。

那一年，我才五岁。

到了刘桥村以后，养父给我起了一个名字，秦永振，小名运堂。从此，我就改名换姓，成了秦家的养子。

我的养父名叫秦诚志，兄弟五人，排行老二，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靠给人打工养家。养母崔俊英，是本县小文案或大文案村人，也是一个小脚女人。

老两口心肠都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尽管家里经济拮据，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只要有点吃的，老两口都会分一半给我吃。

即便如此，但是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修武县广大乡村，哪一家老百姓都是穷的叮当响，穷的掉黑碜，上至哼哼（上了年纪的老人），下到能能（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都是过着饥寒交迫、担惊受怕的日子。

由于整天捱饿，养母和我有时饿的连走路都走不动，望着四壁空空的破屋子，养母老是给我说，“孩儿啊，娘饿啊。”

“娘啊，我也饿呀。”

“孩儿啊，给娘找口吃哩吧。”

“娘啊，家里啥吃哩也没有呀。”

“没啥吃哩，你去地边拔一些大麦苗，咱娘儿俩煮煮吃吧。”

我到地边薅了几把大麦苗，回到家，我们娘儿俩用破铁锅煮了一些水，将就着当饭吃。

大麦苗煮的水，又涩又苦，难以下咽。为了活命，我们娘儿俩只能用这充饥。

但是，尽管如此，苍天还是没有眷顾我们，噩运却降临到了我们家。

民国31年（1942年）冬天，养母因为饥饿而去世。临走前，嘴里一直喃喃自语，“我饿，我饿”。

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眷恋，眼睛都没有合上，就离开了这个人世。

从此，我再次成为了孤儿。

为吃与狗抢食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三两岁呀没了娘呀......”

亲爹战死，养母饿死，当时的我真是靠山山崩，靠地地裂，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养父要给人打工，天黑才能回家。大白天里，我只能象个野孩子一样，在大街上流浪。

那个时候，大人都没啥吃，更不说是小孩子了。饿的实在没有办法时，我就光着屁股，满大街乞讨。有的时候连啥吃的都讨不到，只有挨饿的份了。

后来，我听其他孩子说，白音潭西边的废堆上有吃的，就跟着他们去了。

当时，北门村南头（县委招待所旧址）路东驻扎有日本兵，那里有日本人的食堂，日本鬼子吃过饭就把剩下的饭菜都倒在白音潭西南的废堆上。

我和几个小孩子，就在废堆上抢着捡白菜圪瘩、白菜帮子吃，有时也能捡到半拉子恶水（洗碗水）泡的发白的馒头。

日本兵营里，喂有一只黑色的大狼狗，站起来比我们这些孩子还高。有时放开绳子没有人管理的时候，这只大狼狗就跑来与我们抢食吃。

刚开始，大狼狗“吼吼”地叫着，把我们吓得爬在废堆上不敢动弹。大狼狗伸出长长的红舌头，用利爪抓我们，把手和胳肢都抓出一道道血印。肚子饿啊，没有办法。只好忍着疼痛，爬着让狼狗撕咬。

后来，这只大狼狗与我们混熟了，见到我们只是吼叫两声，摇几下尾巴， 就与我们抢食。

当时（1943年）是大夏天，我们也顾不上苍、蝇子啥脏东西，也不管东西发馊了没有、发霉了没有，凡是能吃的东西，抓住就往嘴里摁，往肚子里塞。

有一次，有一个日本兵从兵营里边走出来，看见我们几个光着身子，一身污垢，身上泛着黑光，正在与狼狗抢食，就抓住了我们几个。

他先是从枪上取下刺刀，一手抓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拿着刺刀，往我的脖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乱划，吓得我叽叽喳喳乱叫唤。然后，一手揪着我的小机机，用刺刀在上面轻轻划，嘴里嘟嘟囔囔说着叽里哇啦的日本话。我吓得用手捂住，躬下腰往后头躲，吓得直哭。

这可恶的日本鬼子兵，则是在旁边哈哈大笑。

荒年逃命山西

这事发生以后不久，养父知道了，很很训斥了我一顿。

一连“唉”了几声，才幽幽地说道，“日本人祸害了多少人了！你这孩儿真是命大呀，真是命大。”以后就交待我，以后不准再去白音潭寻吃的了。

自民国31年（1942年）开始，连续两年蝗虫成灾。蝗虫遮天蔽日，连太阳都看不到，蝗虫经过时只听见“沙沙沙”的声音，蝗虫经过以后，所有的庄稼、植物都被吃光，变成了光杆儿。老百姓拿着扫帚等物拍打、驱赶蝗虫，根本无济于事。不得已，人们就把打死的蝗虫烧烤一下，用来充饥。   

再加上旱灾、水灾、瘟疫，日本鬼子、皇协军、杂牌队烧杀抢掠，更有不法奸商囤积居奇，修武县粮价飞涨。一张老黑漆油漆的方桌子，竟然换不了一斗粮食。

老百姓饥饿，只得刮树皮、采被叶，后来大小树皮被剥净，只能吃棉子饼、豆荚皮、草根、枯野烂叶、秕谷大糠来充饥，卖儿卖女的事儿到处都有。

修武大街上、道路边到处是饿死的尸体。甚至在修武县城的官驿街，还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

养母去世，加上鬼荒年，这期间的好一阵子，养父心情一直都很郁闷，只要见到他，不是愁眉苦脸，就是唉声叹气。

后来听人说，山西那边年景好，最起码饿不死人。为了活命，在民国32年（1943年）冬天的一天后半夜里，怕同姓本家的其他兄弟阻拦，我养父把还在睡觉的我抱起来，就要走。

我发着噫症问，“干啥哩？”

我养父说，“别说话。咱逃荒去。”说罢，就把我放进一个箩筐里。

迎着刺骨的寒风，头顶满天的星星，养父一头担着我，一头担着锅碗瓢盆，一路泥泞、颠簸。到达博爱造店休息时，天还没有发明。

我们走走停停，从造店，到清化，再到柏香，又从济源风门口。

在济源风门口，由于又饥又饿又累，养父曾经狠心把我扔掉，一边走，一边依依不舍地往后头看我。

在寒冷的地上，我光着脚，在后边哭着喊着追赶。

养父见我实在可怜，就走回来把我抱起来，一边流泪，一边说，“看来我与你真的有缘，咱爷儿俩还得相依为命啊。”

我们一路走，一路要饭，再从济源风门口，走到（山西）原曲县。

原曲县是山区，地势难走。养父实在走不了，对我说，“孩儿啊，我真的挑不动了，你别埋怨爹啊。”说完又要把我扔下。

我赶紧往前跑几步，钻进养父的怀里，哭着说，“爹，我长大了，我养活你，给你吃，供你穿。”

在山区的寒风中，养父紧紧抱着我，也流着老泪，说，“孩儿啊，我不指望你将来报恩。在这山沟沟里，你不被饿死、冻死，也要叫狼给吃了。你小小年经，好歹也是一条秀命（性命）啊。”

我们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一路走，经过绛县，穿过夏县，走了将近二十天，最后才到山西闻喜县的县界。

半夜被狼咬伤

快到闻喜县时，有一天傍晚，我们远远看到有灯光，由于都是山路，弯弯曲曲的，又不认识路，就是走不到跟前。我们太饿了，又走不动了，只好在路边的一座破窑洞里过夜。

快天明时，我感觉有啥热乎乎的东西在舔我的脸，我就用手打它，不打不要紧，一打，我左边耳朵上边就被狠狠地咬住了。

我大声惨叫了一声。睁眼一看，原来是一只狼。这只狼饿急了，要吃我。

养父也被惊醒。他用打狗棍把狼打跑后，赶紧来看我的伤情，给我擦血、包扎。

这时候，天刚刚发亮，我们才发现附近就住着两三户人家。

幸好遇到了一个好心人。附近有一个老大娘听到我的惨叫，也跑来询问情况，然后回家把老伴找来，帮助我查看、清洗伤口。老大娘回家，给我们爷儿俩做了两碗热乎乎的汤。

我们临走时老两口送给两个小窝窝头，又指了出路，千恩万射之后，我带着头上至今还存留着的被狼咬的伤痕，又走上了逃荒的路。

到闻喜县后，养父在一家小豆腐店里，给人泡豆、推磨、卖豆腐打工。

我先是沿街要了两年的饭，给人放了三年牛。

后来，我们在山上搭了一个棚子，开始开荒种地、砍柴放羊，我们这才有了安身之地。

大约一年以后，全国解放。我们听人说修武县也安定了，养父有了“叶落归根”的想法。

我们才几经周折，终于于1952年返回家乡修武县，过上了太平的日子。

回忆解放前狼咬狗抓、没吃没喝的辛酸日子，现在退休了还能领到退休金，吃喝不愁，生活有保障，真的感觉挺幸福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穷人的日子可过。衷心感谢共产党，共产党真好！

2017年11月20-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