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亚瑟·C·克拉克爵士站在BBC的摄像机前,预测到2000年,即使人们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可以随时与朋友联系。作为二十世纪三大科幻小说家之一,他在最知名的作品《2001:太空漫游》中描绘了一个没有地理阻隔的世界,在海地、巴厘岛做生意和在伦敦一样便利。
这位预言了Skype和互联网的小说家,也大胆预测在新千年困扰家庭的佣人问题将会通过生物工程来解决,通过驯化和训练猿类来做令人厌恶的家务。他还煞有介事的指出,这样做的唯一缺点是,这些“超级黑猩猩”也会组建工会,“人们将会回到原点”。
亚瑟爵士并不担心他的预言是否会成真,在这方面,科幻作家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未来学家了。 因为“真正的未来学家从来不会把预测未来作为营生,这些都是电视编剧和占星家们的勾当。” 《未来的冲击》作者托夫勒写道。
如今,当科幻小说中的预言逐渐成真,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也不再只是天马行空的幻想,人们开始大胆地设计未来,而非仅仅是像巫师和算命先生那样预测未来。
不断崛起的互联网公司、创业公司和独角兽们搅扰了大公司们躺着赚钱的清梦,数十年前科幻小说和未来学家们看似荒诞不羁的想法在小公司的手里玩出了花,原本躺赢的一局棋眼看着却要满盘皆输。未来学家们被创业公司拉去做PR的同时,也被大公司们捧为座上宾。德国大众、好时巧克力、金融集团Capital One甚至基因族谱网站Ancestry.com,都招揽未来学家成立前瞻团队,想要抢占未来先机。
但实际上,没有人有能耐预测未来,预测未来本来就不是未来学家们的工作,大公司们有他们自己的考量。
英国工程顾问公司奥雅纳(Arup)全球前瞻经理哈葛雷夫(Josef Hargrave)指出:“我们的工作与其说是预测未来大事,倒不如说是思考将来种种可能性,提升企业应对的意识与适应能力。”
世界未来学研究基金会主席奥弗兰德(Erik Overland)则表示,未来学家主要是想“挑战当前的经营管理,透过复杂性,仔细研究未来形形色色的可能性。我们做的与所谓的预言完全相反。”
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科学暨想像中心担任客座讲师的约翰逊(Brian David Johnson),在2009至2016年以未来学家身分任职晶片大厂英特尔,他的职责不是预测消费者采用哪些技术,而是对这些技术会在何种情境下使用,又该怎么运用进行沙盘推演。为了这项工作,他必须求教社会学家、民族学者还有科技怪才,以厘清社会与文化动力如何影响英特尔的长远未来。
与其他专业的未来学家一样,约翰逊也会求助科幻小说家帮他做各种可能的情境模拟。他偏好以科学事实作为未来原型的科幻小说,因为这些作家能“启发你研究黑暗之地与反乌托邦(dystopia),也会提出一些疯狂的想法”。
在1960与1970年代,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及壳牌石油聘请的未来学家,率先将方法学应用于权衡专家意见、环境情势以及各式浮上台面的社会、经济、政治议题。现在已有一套公认的工具与分析程序,协助未来学家模拟多套可能的情境,为策略师、研究人员和企业管理阶层提供参考。
约翰逊提到,在帮企业组织做情境规划时,必须用可行的步骤得出正面积极的前景,“如果企业认为未来学家帮他们模拟出的情境没有价值可言,就没兴趣继续下去,毕竟这关乎业绩和获利。”
当未来学与企业的经营开始结合,未来学家的贡献就必须跟业绩、利润挂钩。大公司们不是傻子,而未来学家也绝不是见多识广的大忽悠。当别人家的公司已经在组队赢下未来,你是不是还在跟着某个大忽悠上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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