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那年，爸爸正好大学毕业，被分在冶金部下属的地质勘探队，到我记事时，家已搬到一座矿山。地质勘探行业人员四处流动，成份很复杂，有土生土长的坐地炮，也有全国各地调配来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生活习惯有差异，口音也是南腔北调。
我妈到这里时刚从老家农村出来，见到谁都客客气气，主动开口打招呼。我妈不懂什么处世哲学，只信奉吃亏是福，说话总是面带微笑，好像见到的都是亲人一样。
我们住的家属房成片成排，非常简陋，红砖红瓦，外墙皮连点灰都没有抹，冬天屋里煞骨地冷。一趟房有七家，门相隔不远，出门隔着木杖子就能看到左右邻居，家家都有个小院。
那时可不像现在电表入户一家一块，一趟房7家共用一块电表，我们家把东头，电表挂在西头的老李家。每月查一次表，费用七家均摊，各家按时间顺序轮流收电费，一个月一换人。
当时各家除了几个白炽灯泡，也没有其他用电的地方，我记得连日光灯都没有。白炽灯有瓦数大小，有15W、25W、40W、60W，平常家家几乎都用25W的灯泡，真可谓一灯如豆。好在那时小孩子也没有什么作业，天黑了，衣服一脱，躺炕上钻被窝里睡觉。
大约是在1964年，我爸买回来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在当时，是很拉仇恨的家用电器。
到了晚上，一家人围在收音机前，听故事，听戏曲，像在办堂会，老热闹了。挨我们家最近的郭、陈两家起初两天也过来串门，听个新鲜；后来见到就霜了脸，不来了。
一趟房中其他六家，开始凑在一起嘀嘀咕咕，无外乎电子管比灯泡费电。我妈再见到他们时，依旧面带微笑，主动给出解决方案：电费均分后，俺家掏双份，剩下你们六家再平分。以后谁家买了收音机也这样做。妈妈的敞亮让六家邻居闭了嘴，再见面又像刚出锅的贴饼子，热热乎乎。用现在的话讲，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吃点小亏换来生活环境的安宁，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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