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宝本来是想往坟屋那边走去,他往前走了两步,看到后边的人并没有跟上,内心自然有些发怵。他心里盘算了一会,一咬牙,一跺脚,又往前挪了两步,正当靠近坟屋的时候,身后突然响起了凄厉的呼喊声,吓得他当场跪在坟屋前。当他发现这是他十五岁儿子小宝的恶作剧之后,转身就给了他一个大耳刮子,“你想吓死老子是不是?没了老子,你特么就是个孤儿……”
刘大宝受到这次惊吓,心理防线已经被攻破了,他狠狠地抽掉手上的最后一点烟头子,往地下一丢,说道:“走吧,都回去吧!”
我的父亲听到这个声音,顿时松了口气,想缓解一下手臂的酸痛,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他不小心碰到了棺材盖上面的手电筒。手电筒从棺材盖上滚落下来,狠狠地砸在了地下的一块石头上。
“爸,棺材那有人!”
“你特么再吓老子试试?”
“没有,我听到有东西掉下来了,真的!”,小宝挨了打之后,更加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扯特么鸟蛋,回去!”
他们终究还是回去了,回去的路上,小宝一直反复强调自己确实听到了声音,直到遇到了村里的傻子。傻子看到了他们几个就一直傻笑,一边傻笑一边流着涎水一边说:“人……人……”
那位年长的声音就准备逗他,“什么人?男人还是女人?傻子是想女人了吧?”
旁边人笑了起来。
傻子其实不傻,知道他们在逗他,嘴便歪地更厉害,“大……大……肚子……”
原来,我父母逃跑的时候,傻子正爬在村里通往山入口的桃子树上偷桃子吃,所以被傻子看的一清二楚。
大宝也明白过来了,知道小宝刚才说的应该是对的,索性又抽了他一巴掌,”真特么躲在坟屋里!“
大宝觉得还不解气,又给了傻子一巴掌,”我们来的时候你特么怎么不说?“
小宝受委屈地咕哝了一句,”来的时候他还在树上呢。"
”我特么要你说!“
我的父母就是在这个晚上逃到了隔壁的平湖镇,然后在平湖镇坐汽车直奔江苏镇江,因为江苏镇江有我父亲的高中同学。
我们在江苏镇江的六年间,基本上每一个月都会给家里的奶奶写信。信的内容很简单,一个信封里就装了两三行字,实在有些浪费。至于回信,由于奶奶不识字,信都是由我的亲哥刘方代读并书写。信的内容无非就是奶奶是否安康、哥哥的成绩有没有进步、家里的米够不够吃等等,至于国家大事,奶奶是不会为此白一根头发的。不过哥哥每次都会在信的结尾写道:爸爸,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带着弟弟回家呀?这句话我的哥哥从七岁写到了十三岁,从小学写到了初中,从身高一米写到了一米五,从铅笔写到了圆珠笔,从双肩包写到了单肩包,……终于,在2002年的那个春天,把我的父母和我写回来了。
实际上,我和我的父母并非我哥哥写信写回来的,而是随信寄来的一张病危通知书的魔力所驱使。
很多时候,长篇累牍往往没有一张简简单单的纸张那么具有震慑力,时而让人欣喜若狂,时而又让人悲痛不已。那张纸,其实也就是几行文字或者数字而已,人类极其善于给文字和数字赋予它们特别的意义。一张奖状,会让一个孩子如获珍宝;一张讣告,会让一个家庭如临深渊。冈村宁次1945年写给何应钦的投降书仅仅一百六十八个字,某种程度上却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这并不是1937年日军飞机在南京上空投下的数万张劝降书所能够改变的。
当我的父亲看到那张病危通知书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父亲的表情,我只听到玻璃杯碎裂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一阵可怕的静默。
我从屋门口跑进屋里,跑到父亲旁边,拽了拽父亲的袖口,喊道,“爸,你怎么哭啦?”
我的父亲把我揽到他的腿上,我用黑丫丫的小手擦着他的泪痕,还没擦干,又湿了。
“小铭呀,想见你奶奶吗?”父亲用一只大手握住了我的两只小手。
“不想。”
“你奶奶想见你嘞。”
“奶奶有糖吃吗?”
父亲抹了抹眼泪,笑了起来。父亲笑了,我也跟着笑,不过我总觉得父亲的笑跟我的笑有所不同。当母亲买菜回到家的时候,父亲便不笑了,他把我从腿上放下来,给母亲递了一个眼神。
我长大了才知道,原来眼神也可以传递信息,两个人的关系愈近、愈亲密,传递的信息就愈多、愈准确。
我猜想,父亲给母亲的眼神是忧郁的,忧郁中带有几分痛苦,也许比板栗壳扎了脚还痛。后者的痛,我回到故乡后不久就尝过,前者的痛,七年后我才咂出来。
母亲接到了眼神之后,就牵着我的手送到隔壁邻居家玩去了。后来那天发生了什么,我记得不甚清楚,倒是第二天凌晨,我朦朦胧胧地记得被抱上了一辆大巴车。当我醒来的时候,晕车伴随的呕吐就一路伴随着我。当我吐无可吐的时候,车子拐到了阔别六年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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