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营party弹唱《老男孩》 图/西瓜
结营思考篇
村子处在深山，我们从杨村甸进村足足走了两个钟。但这并不代表村子就是与世隔绝的。村子里有信号，村民可以在家里打电话，出到门外还有4g；村民家会有现代的家具——冰箱、彩电、消毒柜，或家人送上山、或政府或公益组织赠送、或自己购买；村民每七天就到杨村甸赶圩一次；政府官员也会每个月送政府补贴来到村子一次。恰巧这几天我们就碰上了政府官员过来给村民拜年顺便送钱过来。当时我在厨房做饭，也懒得理会他们把村民集合起来在说些什么。
我不甚喜欢这些政府部门，他们并不欢迎我们进到村子里来，他们怕担责；但我们又不得不感激政府。感激政府还记得村民们，能每个月给村民发放几百块的补贴，不多但足以维持基本生计，08年的时候还给盖了新房子。因此我认为很多由国家机器催生的社会问题最后都不得不靠国家机器来解决。所以有时候我很不能接受一些人过分的去丑化政府的行为而过分夸大自我所作所为多么高尚、多么伟岸。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国家机器和社会组织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也没有竞争关系。
国家机器的运作会产生社会痛点，社会痛点的存在催生了公益组织，最后社会痛点也会由国家机器和社会组织（也即社会中其他的个体）共同解决。我最早接触家工作营是在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我如同第一篇里提到的陶子姐姐一样，也是被一张宣传单所吸引——“……去到麻风病康复村，同吃同住，一起从事一些项目，为期1－3周”，“……纵的线是你，横的线是我……”。但当时我没有参营，我接触了其他的公益组织。我参加了支教、接触了免费午餐。到大二再遇工作营的时候，我对工作营有了我自己更深的理解。麻风病康复村的存在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由于当时科技的不发达，国家积贫，社会对麻风病人的歧视，迫使所有的麻风病人被集中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麻风病村，即使到了今日，麻风杆菌已经如同流感病毒那般不难控制，但社会歧视却永远不可能如病菌被控制那般，再加上政府并不情愿在这方面上大加宣传（毕竟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另外政府似乎也不愿意大肆宣传当年的无奈之举），所以恐怕只有等这一代人逐渐老去的时候社会才能忘却因为恐惧而带来的歧视吧。
但如此这般又有谁来记住这一群被隔离的逐渐老去的人的喜怒哀乐呢？于是有了工作营。于是有了这些故事。于是有了我在这儿告诉大家：康复村的村民们和我们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闹元宵 图/西瓜
游园会 图/西瓜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如同来时一样，在鞭炮声中我们出村、下山。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回到这里，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去到更多的村子。肖姨说：你们来了，你们就走不了了。是的，我们把牵绊留在了村子里，永远也走不了了。我来过，我走了，但我知道还会有更多的人来到这儿。那些人中会有你吧！
后记
这些文字是我在结营之后写下的，第一次写这么长的纪实性文章，有点驾驭不住，语无伦次常常出现、逻辑不通也时有出场。写的时候我是带着一种很平静的心态运用很朴实的语言来描述那些我记忆中的场景。语言朴实一来是因为我才疏学浅把控不来华丽，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朴实的场景就是我最真实的经历和感受。我没有带着任何过度的色彩和情感去和他们相处。他们和我们一样，没有什么不同。我喊他们伯伯、阿姨，他们可以和我唠唠嗑、开开玩笑，如同他们的孩子一般，如同他们年轻时候和他人相处那般。
我也不愿意去描述他们生活中的苦难，你大可大开你的脑洞带着“深山”“歧视”“麻风病”“几十年”这几个关键词去想想，所以我更愿意写那些在他们身上看到的看过生死之后的乐观，以及和他们相处的那些日常。如果非得说他们和村子外的人有什么不一样，那么大概是他们有那么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吧。可谁还没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了？现在的人儿啊，故事多着呢！
另外感谢远在广西的朗平为我提供技术指导修改了很多的语法错误、错别字，使文章增色不少。
2018 拍摄:淘宝
岭口 拍摄:康康
全剧终。感谢遇见。
前情回顾:这个春节我在麻风病康复村待了6天（1）——记1802岭口营
前情回顾:这个春节我在麻风病康复村待了6天（2）——记1802岭口营
前期回顾:这个春节我在麻风病康复村待了6天（3）——记1802岭口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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