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职业如果神圣话，就是道德绑架。因为不能总是讲奉献，而不讲报酬。人总是要吃喝拉撒，养家糊口的。
特别是对基层的一些劳动者来说，更是如此。活不少干，不好干，直白点说却挣不到多少钱，却还担着很多的责任。
尤其是乡村医生这一职业。“乡村医生”脱胎于“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几乎是国家同一时间倡导的。“民办教师”早已转正，脱去农民身份，大部分都已退休，他们有医保，还拿着和国家干部一样不菲的退休金，已经在颐养天年了。
再看看那些老去的乡村医生吧，辛苦一辈子，老了干不动了，政策文件也不允许再干了。而他们的养老不过是每月干巴巴的不到千元的退休金。还没有医保，一场病患就可以回到解放前。看了一辈子病，临老却看不起病，这是很多老年患病的乡村医生的真实生活写照。和民办教师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都说乡村医生是基层卫生网底的守门员。但这种不农不商的尴尬身份，却让人毫无依靠感和认同感。
乡村医生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远的时期如防疟就不说了，但基层的其他防疫工作和预防接种工作一直都是乡村医生保障进行的。更别说现在繁重的公共卫生工作了。
乡村医生一直是自食其力，我们不否认其中的少数的一些干得还不错。但其承担的风险代价也是巨大的。医疗事故的潜在风险如达摩克里斯之剑时刻悬在乡村医生头上，行医时时刻紧张小心，每日剔剔不安。如果不幸倒霉摊上，几年辛苦也就付之东流了。
还有愈来愈严厉的法律约束和行政监督，一是缚住了手脚，让有能力的乡村医生无法超范围开展业务。同时也时刻绷紧着弦，如果该履行的执业要求，稍一疏忽懈怠，便有可能重罚加身。像棉签这种医疗垃圾，如果在生活垃圾桶中发现一根，罚款就是3千。还有新药品法的规定，就是一分钱的过期药在药架上未清理，起步罚款就是10万。这不是月收入几千块钱的乡医可以承受得起的。
繁重的公共卫生工作，其辛苦不再赘述，看看乡村医生村庄中奔走的身影吧！疲于应付，苦不堪言，还有多少精力细细完善执业要求呢？
虽说公共卫生工作是有补助和报酬的。但层层克扣，到乡医手里已是杯水车薪，如果未达到工作要求还要克扣。
总之，乡医之路已是愈走愈坚。在“非典时期”，他们在基层裸对，而在举国应对的“新冠”疫情期间，其生存状态，又有什么改观呢？
而生存空间和状态的逼仄，势必会引起乡医人才的流失，很多老的乡村医生是不支持孩子再干一行的，而乡村医生后继无人的囧境已初露端倪。
让医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下乡吗？别逗了！
乡医的工作是本土化的工作，本土化的工作，只能本土人来做。
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短板。
那么卫生工作的网底，如果取决于乡村医生的人才质量和数量。如果乡医人才没有未来的保障，如果继续流失，那么谁来保障卫生工作的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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