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
在高中两年，每年的秋收季节，我们高中同学，都要到农村去劳动锻炼，美名其曰是“向农民学习”，即“学农”。
第一年的秋天，我们是在离中学不远的美玉村劳动，因为离学校很近，不论去几天，晚上我们都要回到学校住宿。
第二年，就在我们村里劳动，因为我们村离学校比较远，我们就在村里住宿，这一住就是一个月左右。
我们家里正好有一间房子能够腾出来，我们五六个同学，就住在我家里，吃饭是在村里大队的食堂。
我们中学所在的地方，是当时的公社所在地，这个公社有三十三个大队（村），为什么会选择在我们村里劳动呢？
具体内情不清楚，但估计与我们村是毛泽东主席曾经所批示过的村子有关吧。
那是在五十年代，当时，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正在全国展开，我们西张耿村结合农村实际，建起了农业技术夜校。全村成年男女，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就到夜校学习农业技术知识和文化，大家信心足、干劲大，很有影响力。
曾经有一篇介绍我们西张耿村农业技术夜校情况的文章，毛泽东同志专门作了批示，该文章在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同志将题目改为“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
这样的评价在全国，尤其在我们西张耿村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当年全村的粮食产量和农民的文化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并成为全国的学习典型。时至今日，我们村仍然是“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是人们争相学习的榜样。
就是因为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在那场文化运动中，还曾经将我们“龙居公社”的名字，改为“西张耿公社”，不过，在后来把公社的名字又改了回来，又将“公社”改为“镇”，一直沿用至今。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我们，在农村干活一点都不害怕，也不生疏。十几岁的壮小伙，每天都随村民一起下地劳动，收工后，就在村里的食堂吃饭。据同学们回忆，那时，每个馍馍半斤重，而且还是小麦面馍馍，每个人都能吃上一两个。
在农村，秋天是比较忙碌的，正所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季节，农村人把它叫做“秋收、秋种、秋管”。
秋收，就是收玉米、谷子、豆子等，这些秋庄稼收回来后，农民不会让土地闲着，就要再种上其他庄稼，主要就是冬小麦，所以，要将秋收后的土地，进行再翻耕、垒埝、平整等，如果雨水少干旱，还要浇水渗地，而后再种。
秋种，就是对已经收拾干净的土地，进行再种植，就是播种冬小麦，农村人叫这种操作为“回茬”，其实就是让有限的土地，种上两茬庄稼，高效利用土地。
秋管，就是对种植的棉花进行管理，棉花是经济作物，是农民过年时分红的主要经济来源。主要工作就是给棉花地里打农药；对棉花苗进行修整，防止只疯长枝叶，不接果实等。
我们在农村，就是帮助农民收拾秋庄稼，给棉花地里打农药，平整秋收后的土地，准备种冬小麦等等劳动。
我印象最深的劳动，就是给棉花树苗“脱裤”，这个称呼曾经笑了我们好长时间。
什么是给棉花树“脱裤”呢？棉花树属于一年生木本植物，最高可以长到一米五左右。棉花树在快要开花的时候，就要把最下边的老叶、不长果实的枝芽（农民们叫这些枝芽为“次芽”，是与结果实的“主芽”以区别）等去除掉，这样的劳动，就是所谓的“脱裤”。
去除掉那些没有用的枝枝叶叶，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让棉花田里通风好，日光能够照到最下边，以便让最下边的果实开花；另外一个就是，减少棉花树的养分消耗，集中精力长果实，就是结棉花。
干这样的活，需要钻到半人高的棉花地里，蹲下用手去把那些无用的老叶和次芽剥掉。这些活一般都是妇女们去干，因为，相对于体力活来说，给棉花树苗“脱裤”这样的活不算重。
因为我们是半大孩子，也被安排去给棉花树苗去“脱裤”，活倒是不重，但钻在棉花地里干活不畅快，不能边玩边耍，干上一天就不想去了。
印象最重的劳动，就是给棉花地里打农药，防治病虫害。
给棉花地里打农药时，需要用双肩背上几十斤重的药桶，在棉花地里来回喷洒。一开始，药桶很重，往回走的时候，就用去了一半，是越打越少越轻。
一个上午，需要打上七八桶，这样下来，两个肩膀就会又红又痛，下午还要继续干，一般打上一天的农药，就不能再去了，需要休整。
我们最喜欢干的活是掰玉米，就是把地里长在玉米杆上的玉米棒掰下来，用平车或马车运回村里的打麦场上。在掰玉米的时候，可以一边干活，一边看哪些玉米杆可以嚼着吃，就像现在孩子们吃甘蔗一样，我们称之为吃“甜甜杆”。
同时，同学们还可以用玉米棒乱投，可以向车上投，美名其曰是练习“投准”，也可以向同伴投着玩，看能不能砸中对方。
在我们村里“学农”，一学就是一个月，所有的同学们被分成三个组，每个队里一组，全部住在农户家里，吃饭是在大队的灶房。
当我在同学群里说到，在我们村里开展“学农”活动后，同学们纷纷回忆我们还在其他地方的劳动情况。
在离学校四公里左右的另外一个村里，我们还参加了修路劳动；在另外一个村里，还参加了摘麻花、挖树壕、修水库劳动，等等。
还有个同学想起，在我们家里住的时候，有个刚刚从部队复原回来的军人，每天早上起床后，在自己家里吹口琴。那位吹口琴的复员军人，是我本家，比我大好多岁，我称为三哥。不过，现在早已作古。
不论在哪里下乡劳动，我们的班主任仝老师总是带着我们去，负责同学们的人身安全。
记得在我们村里劳动时，我们就住在我家里，听说后，仝老师来我们家里看望同学们。得知我父亲和他是同年生人后，两个人有许多相同的话题，也有许多相同的观点。
在我的印象里，仝老师还在我家里吃过一顿饭，和我父亲边吃饭，边聊天。父亲在世时，还经常问起我关于仝老师的近况，我会把我知道的一些东西，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
一转眼，快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难怪有些同学在群里说，有些东西都记不清了，回忆不起来了，其实，这属于正常情况，没有什么可焦虑的，你说呢？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