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典范红色资本家——庄世平

爱国典范红色资本家——庄世平

导读

他是原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侨联副主席、香港普宁同乡会创会会长和永远名誉会长、南洋商业银行创始人、香港佛教文化产业创办人/主席，是著名的革命家、爱国者、金融家、社会活动家和著名的侨领。他是爱国典范，杰出侨领，他为中国的抗战，为新中国的建设，为汕头特区的建立竭尽全力。他，就是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庄世平。

红色资本家

他们是商人，而且还是成功的潮汕商人，因为心怀家国，赤胆忠心，追求光明，其人生便有了一抹光耀历史的“赤色”，且他们的传奇故事，人们至今都在传颂着、赞叹着。后代的史学家们曾评价他们：当年，若没有他们的付出与牺牲，中国历史可能会改写。这就是将潮汕人商业智慧投入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红色潮商”。历史应该铭记他们！

他是金融家，爱国典范，杰出侨领，他为中国的抗战，为新中国的建设，为汕头特区的建立，竭尽全力。他，就是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庄世平。

1927年，从厦门回汕头度假的庄世平，亲眼看到由周恩来、贺龙率领来汕的“八·一”南昌起义军。这支军纪严明、斗志旺盛的军队，让16岁的庄世平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1931年，北平爆发支持东北抗日斗争的爱国抗日活动，正在北平读书的庄世平目睹了这一切，浓烈的爱国情怀在他心中更加根深蒂固。

大学毕业后，庄世平前往泰国，他应友人之邀在多家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一批华侨子弟。在学校被泰国政府关闭之后，庄世平被聘为《中原日报》编辑，并在中华总商会、潮州会馆两大社团兼做一些社会工作。在此之后，他以《中原日报》记者的身份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缅甸等地采访，考察滇缅公路的实际情况并撰写多篇抗日爱国文章，鼓励华侨积极支持国内抗战。

西安事变发生后，心系祖国的庄世平积极参与组织泰国爱国华侨，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担任泰国华侨抗日联合会常委，主持商、学、青等几个方面的抗日爱国活动。抗战期间，中国物资极度匮乏，特别是汽油和药物。滇缅公路虽然通了，但，有了汽车却缺少司机，为此，庄世平亲赴马来西亚请陈嘉庚想办法，发动华侨司机服务于滇缅公路这条极具战略意义的生命运输线。如此，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滇缅公路运进中国，极大地支持了国内抗日活动。同时，庄世平还组织侨胞捐款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引导青年回国参加革命队伍，为壮大国内抗日队伍贡献了力量。

广东普宁市庄世平博物馆

1941年底，日军南下占领泰国，在当地大肆搜捕抗日组织成员，庄世平遭到日伪反动势力的通缉。经组织安排，庄世平与许子奇、翁向东等爱国进步人士前往老挝他曲市避难。到他曲后，庄世平在当地爱国侨领余金记、林德长的支持下，创办了“他曲公学”、“合盛商行”和一间大型鸡场。经过庄世平的悉心经营，他曲公学成为抗战时期华侨子弟得以求学的“宝地”。而合盛商行，其分支机构更远及曼谷、马来西亚、新加坡、河内、海防、东兴、柳州等地，为支持国内抗日战争服务，也为一大批转移到东南亚工作的国内爱国进步人士提供了各种便利和资助。

1942年，日伪势力入侵老挝，庄世平又被迫先后转移到广东和广西，并在柳州另创立“德泰公司”，以商贸作为掩护，既能把在国内从事爱国运动的一大批进步人士转移到泰国等地，又能把一大批在东南亚日占区受日伪追捕的进步人士转移到西南后方，极大地保护了抗日爱国力量。随着湖南长沙失陷，柳州、桂林告急，庄世平被迫再次转移。“我们坐车走，前面是难民，后面是追兵，日本的飞机在上面扔炸弹，很多车在路上都翻了。”庄世平回忆说，“我和当时所有的中国百姓一样，流离失所，挣扎在生死边缘。”由于交通线为日军所控制，庄世平一行只能选择内线公路，由贵阳到重庆，从黔西到大定、毕节、叙永，再由泸州水路到重庆。他们的汽车在路上颠簸了三个月，沿途极为荒芜，极少人家，环境相当恶劣。

经过几个月的生死颠簸，庄世平终于被转移到了重庆。在当时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庄世平向办事处的经济组长、在汕头读小学时的恩师许涤新及办事处主管统战工作的陈家康，汇报了东南亚各地华侨的抗日爱国活动情况。在了解了国内新形势和部署了进一步的工作后，他又和杨少任（后来担任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一起，与苏联驻重庆代表处签订了苏联影片在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的总代理放映权及苏联轻工、化工、医药、食品等商品在东南亚的总经销合同。在那之后，庄世平由重庆南下越南河内，联系爱国进步人士，创办了“安达公司”，招募华侨集资入股，全面开展对苏联影片和苏联商品的代理经销业务，并迅速在河内、西贡、曼谷、新加坡、香港、上海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日本战败撤出泰国后，安达公司将业务重点放在泰国，庄世平又重返曼谷，担任分公司经理。

1946年，郭沫若领导下的多个抗战演剧队和宣传队，因遭到国民党迫害，无法在国内立足，转移到香港组成了“中国歌舞剧社”，并于同年年底转移至曼谷。庄世平领导的泰国安达公司，全面负责起剧社的演出、生活费和工作安排，长达八个月之久。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香港中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经理级人员（左二为庄世平）

江泽民会见华侨代表庄世平

1995年3月，庄世平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获朱镕基副总理接见

2002年1月1日元旦，在全国政协举行的茶话会上，庄世平与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国防部长迟浩田等合影

解放战争时期，安达公司因遭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海防、河内、曼谷等分公司相继封闭，工作人员被捕，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长期奔波于曼谷和香港之间的庄世平，最终选择留在香港主持香港安达公司的业务，坚守这块最重要的革命阵地。与此同时，在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方方的领导下，庄世平参与了南方人民银行的创建工作，发行南方券，设立地下钱庄用以沟通侨汇，运输大米到海口，支持解放大军南下，并参与策动起义，接管国民党政府在港的有关机构，协助掩护进步民主人士北上等行动。

吴南生：”办特区，他是我的老师。“

庄世平为了中国的抗战，新中国的成立，可谓竭心尽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香港创办了港澳地区首个与新中国建立金融业务往来，也是第一家高挂五星红旗的南洋商业银行，利用香港的地缘优势，把握机遇，肩负起服务中国新政权，联系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沟通国内外经济活动，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经济封锁的光荣历史使命。心系家乡的庄世平，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他引领潮汕籍海外侨胞、港澳乡贤回乡投资创业，为汕头特区的成立与建设，做出诸多不朽的贡献。原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吴南生，曾经这样评价庄世平：“办特区，他是我的老师。”

李嘉诚和庄世平有过一次历史性谈话

1980年，李嘉诚和庄世平有过一次历史性谈话。

李嘉诚：“世平兄，你说，人生什么最有意义呢？”庄世平：“兴学育才最有意义。像陈嘉庚先生一样，名字和他创办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人生最有意义。”之后，一个伟大的工程开始了——汕头大学，位于汕头西北区。

　　提起汕头大学，很多人会想起华人首富李嘉诚，而在这所飞速成长的大学背后，庄世平亦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汕大筹委会的副主任，庄世平不仅牵线搭桥，引领李嘉诚先生捐资兴学，还亲躬亲为，全程运筹，被称作汕头大学建设的“执行总监”。

　　1979年，时任广东省高教局局长林川带领一个教育团前往香港考察，遇到庄世平，提出潮汕地区必须建立一所大学的想法。庄世平认为，民族复兴，最根本是发展教育，培养人才。

汕头华侨公园庄世平塑像

1980年5月24日，经过多方努力，汕头大学筹委会经广东省委批准，宣告正式成立。然而，筹办一所大学需要大量资金注入，筹集办学资金在当时来说谈何容易。庄世平提出，可以在香港成立基金会，动员广大华侨捐资建校，并将办学事宜同李嘉诚商讨，二人一拍即合，创建汕头大学的梦想终于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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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我的外公庄世平：点滴之间的大智慧

2018-02-22 赵阳欢 huaxiamagazine

作为一代具有传奇色彩的爱国侨领，庄世平的一生有着许许多多的成就：抗日战争时期，他是泰国华侨抗日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他撰写的讨日檄文激发了无数华侨的救国之心；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相继在香港、澳门创立南洋商业银行和南通银行，为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与内地亲友之间的经济联系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改革开放以后，庄世平又成为了特区的重要倡导者、组织者之一；晚年，他还积极支持香港回归，并为香港的政权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日，庄世平的外孙林伟农向本刊记者讲述了他记忆中的外公，言及在外公身边生活的点点滴滴，向我们展示了庄世平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面。

外公去世整整十年了，我依然时常能回想起他的音容笑貌，但是如果你要我讲讲他的故事，我却只能想起零零星星的片段，实在是因为他平时太忙了，每天都要处理很多公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少了。但是仔细想起来，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都是由外公亲自把关，为我指明方向的。

外公的一封信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我高中毕业后。1968年我开始上小学，此后整整十年几乎都在搞“阶级斗争”，真正学到的知识很少。1978年高中毕业时，我和许许多多的同龄人一样，未来可供选择的空间非常少。我可以去工作，但是只能当工人或者服务员，对于这样的职业前途我实在有点不甘心。我渴望能够继续学习，希望能够再得到一次高考的机会。

这时，恰好外公出差来广州开侨务工作会议。外公一向非常重视我们这些孙子辈的学习，他自己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平时家庭聚会时，他总要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鼓励我们好好学本领，将来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我趁此机会把自己的想法跟外公沟通了一下。外公思考片刻后，告诉我一个消息：“广州华侨补校今年刚刚复办，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两年的补习时间。你可以尝试申请到那里去复读，然后再考大学。”

据我所知，华侨补校的历史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中掀起一阵“回国升学热潮”，不少青年子弟纷纷响应祖国的号召，摩拳擦掌准备回国学好本领，为新中国的美好未来添砖加瓦。为了使这一批回国升学侨生能够顺利地进入正规中学、大学，北京、广州、厦门、昆明、武汉、南宁、汕头等地相继创办了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简称“华侨补校”）。可惜，“文革”的到来，严重影响了华侨补校的正常教学工作。1968年，全国的华侨补校宣布停办。

1978年，重新恢复的广州华侨补校主要有两个教学目的：一是为侨联系统工作人员的子女提供补习机会，二是为回国的侨生补习中文，而这两个入学条件我都不符合。但是我不愿意就这么放过这个机会。于是我请求外公替我写一封介绍信。

那时候人们对书信特别看重，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外公端坐在华侨大厦的酒店客房里，戴着老花镜，亲自一笔一画，字斟句酌地给我写介绍信，将我的经历和我对学习的渴望之情都写了进去，一写就是整整两个小时。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兴冲冲地骑着自行车出门了。那天的天气很好，广州的秋季凉风习习，我一路从沿江路赶到瘦狗岭，进入了华侨补校的大门。学校教务处的主任一看到我，就问，“你父母是在什么系统工作的？”我如实相告，老师立刻摇摇头。我连忙掏出介绍信，怀着一丝希望，忐忑不安地递给他。他很认真地把信读了两遍，感叹了一声，然后告诉我：“你明天过来办理入学手续吧。”我喜出望外，连忙点头道谢。

正因为知道这次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我入学之后，真可谓是发了疯似的学习，从来没有一天是在晚上12点前休息的。我天天看书、做题，恶补各科知识，誓要把白白溜走的十年光阴补回来。

总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高考时，我考得还不错，被暨南大学数学系录取了。外公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颇感欣慰。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东省粮油进出口公司，我的人生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这一切，都得感谢外公亲手写的那封介绍信。

外公的远见卓识

1949年10月1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两个月以后的1949年12月14日，在香港最繁华的中环区德辅道中167号，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南洋商业银行”开张大喜，并悬挂起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这也是香港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方方的一句话。

1949年仲夏，方方找到外公。方方说，在香港，我们现在已拥有一些公司、钱庄、报刊，但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些实体还难以担负起沟通华侨，打破封锁的重任。方方问外公：“你说什么行业才能担此重任？”

外公脱口而出：“办一家银行吧，金融才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核心！”

可是，一家新开张的小银行，如何在香港立稳足跟？外公的经营理念可谓独树一帜。他发现由于连年战乱，海外侨胞寄往国内的侨汇得不到保障，这不仅仅严重影响海内外同胞之间的经济往来，也给他们在心理上带来极大的不安。于是，外公决心在香港打造独家经营全国侨汇的银行，他坚持“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宗旨，创业之初就迅速与国内各地区的中国银行和人民银行建立业务往来关系，拥有全国汇款网络、工作迅捷妥帖，不仅在侨汇业务上深得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好评和信赖，而且对一部分对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不够了解的华侨，也起到了沟通和宣传的桥梁作用。在当时的华侨中，不论是碰到侨汇方法、国内外汇价格，或是国内物资流通情况，甚至是寻找战争年代失去联系的亲属，形形色色各种问题，都会听到这么一句建议：“找‘南商’吧。”香港德铺道中167号三楼，成了名副其实的“华侨之家”。

十年过去，南洋商业银行从默默无闻的小银行，逐渐成为可以和香港各家大银行齐头并进的金融新星，南洋商业银行的成长过程不能不说是新中国在港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奇迹。

作为这样一位资深的金融家，外公对香港和内地的经济联系有着我们无法企及的深度理解。从小时候起，外公就开始给我普及相关的金融知识。

“文革”时期，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问题占据了我们的头脑，但对于经济发展，我们的观点大多是片面而简单的。外公就非常注意纠正我们的错误观念，他告诉我们，内地和香港的经济从来都不是隔绝的。我们一般认为香港的副食品都是从泰国、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进口的。但是外公告诉我们，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鲜活产品、副食品有四分之一是由内地供应的。我们听了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我们都认为内地的物资非常匮乏，自己都不够吃，怎么还会运到港澳去？外公就跟我们解释，其实当时内地专门定制了运输鲜活商品的船，从肇庆、佛山、南海、番禺、顺德等地把塘鱼、生猪运到港澳，另外还有专门的火车将湖南的生猪运输过去。从那时起，我意识到，在外公的心中，香港从来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公对香港的回归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心。

与此同时，和很多人不同，对于内地的经济发展，外公一直保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我有时候真想不明白，外公怎么能在那么多年前就预见到中国现在的高速发展，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的各项事业尚处在起步阶段，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下，香港的经济却开始腾飞，80年代更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改革开放让内地人大开眼界，也使很多人对内地的未来感到迷茫，转而艳羡起国外优越的生活。不少在港澳，或海外有关系的人都想方设法离开祖国，到大洋彼岸去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的外婆和姨妈心疼我在内地生活困难，也希望外公能够利用他在香港的人脉，让我取得香港籍，去香港工作生活。然而，外公却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外公一向希望儿孙能够留在内地，早在1955年，他就将自己的七个儿女全部送回国内，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做贡献。而在20世纪70年代，外公就跟我说，“中国一定会发展起来的，你就在内地上大学，然后在内地工作，最好能去北京工作，那里的精神面貌很好，你可以学习一下。你好好干，将来内地的发展机会肯定比香港多！”

那时候，其实我不太能够理解外公的看法。但40年后的今天，当全世界都感叹中国的高速发展时，我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一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而感到自豪，更深深佩服外公当年的远见卓识。

要大胆去闯，做一个实践家

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国企的企业体制改革等各方面的原因，内地出现了大批国企倒闭，大批工人下岗的情况。我所在的广东省粮油进出口公司也出现了大面积亏损。恰在此时，我在古巴发现了商机。

1991年，伴随着苏联解体，古巴与东欧原有的经济贸易被切断，美国也趁此机会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古巴的经济一度陷入极度困境。这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向古巴伸出了援助之手。1991年上半年，来自中国的首批50万辆自行车抵达古巴，接着古巴又从中国进口了20万辆。从那时起，中国的永久牌、飞鸽牌和凤凰牌三大名牌自行车成为了古巴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2001年，百万台“熊猫”彩电从南京港启运至古巴，其中包括中国送给古巴的50台国礼彩电，中古两国的关系持续升温。

然而，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内地人来说，古巴仍然是一个冷门、偏远而陌生的国度，充满了极大的不可预知性，另一方面，由于古巴的付款条件比较长，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商家觉得风险大，不值得冒险。当时，大部分做进出口贸易的商家仍把目光投向美国、欧洲等热门地区。当时国内跟古巴做生意的主要是央企，比如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跟古巴做原糖进口生意，中国中化集团公司跟古巴做医药原料的出口生意，中国农业机械进出口集团跟古巴做农用机械的出口生意等，而敢于跟古巴做生意的内地民营企业则少之又少。

然而对于我来说，与古巴做进出口贸易有很明显的优势：古巴的市场虽小，但由于是政府统一采购，所以竞争少，毛利润高。做生意的人都知道，没有一定的利润，企业做得再大，也只是一个数额的问题，所以关键还是要看利润。

在我家，外公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外公的意见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所以，在决定下海经商之前，我专程就此事请教了外公。

外公是一个心态开放的人。每当他听到一个新主意、新建议时，他的第一反应都不是拒绝和否定，而是会先接受下来，然后反复斟酌。在仔细思考后，外公以他纵横商场数十年的过来人的经历和眼光，肯定了我大胆的想法。他说古巴市场“有得做”（就是“可以做”的意思）。他大力支持我去闯一闯。

外公是个实践主义者，他一向欣赏我头脑灵活，曾经几次称赞我是“醒目仔”。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去实践，有了一个想法，就一定要想方设法去实现它。

就这样，我和小舅舅（外公的四儿子）在香港创立了东邦实业有限公司，并远赴古巴、西非安哥拉共和国、缅甸等多个鲜少人问津的新兴市场做生意。现在我名下的大部分资产都是通过在新兴市场做进出口贸易而获得的，虽然我的生意不大，但是发展得比较稳。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外公反对我的冒险，我的命运可能就要改写了。

外公体贴入微的亲情

在我的记忆里，外公是一个很体贴的人，他对家人的关爱不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文革”时期，每当外公到广州开会，他总会选择住在我家里。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住酒店？酒店比家里舒服多了。他说：“我跟子女合得来，和他们住在一起更开心。”那时候我家很小，我还经常跟外公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现在想想觉得很温馨。

即使有时他不住家里，他也一定会抽空来我家坐一坐，探望一下。有一年，外公在广州珠江宾馆开完侨务工作会议之后，专程搭乘的士到我的新家。那时候广州的路比较乱，找个地址不容易。但是因为知道我妈妈身体不好，他还是坚持要来看望，足足找了一个小时才找到我家，然后还要登上六楼，当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真的很不容易。

外公虽然是德高望重的银行家，手握巨资，有着广泛的人脉资源，但对于子孙后代，他从不溺爱。我们生活上、学习上必需的用品，外公一定会提供给我们，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个尺度。我记得，刚开始学习英语时，在内地买不到英汉词典，还是外公专门托人从香港买回来送给我的。我在华侨补校读书时，需要一套运动装。那时候内地的服装样式都不好看，很臃肿，也没有那么多种类。外公就从香港给我买了一套运动服，我至今还记得，那条运动裤的裤缝有三条竖纹，在那个年代就算是很时髦的了。

对于生活中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小细节，外公也会放在心上。以前我们过马路都不怎么注意，外公就会提醒我们，从巴士上下车后，应该绕过车尾再穿过马路，因为这样更安全。外公很少讲什么大道理，但是他的精神早已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

外公质朴深厚的友情

外公一生中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在他的身边，总有那么一批忠实可靠的朋友。在我的记忆中，外公是一个非常念旧情的人。小时候，我经常跟着外公去探望他的老朋友。外公有一个老朋友，姓邱，曾任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所长。邱所长家非常朴素，客厅只有一张四方的桌子，四个没有扶手的木头凳。我外公也从来不带贵重礼物，就拿着两包香烟去看望他，但是大家都聊得特别开心，那真的是一种很质朴的感情。

外公是一位真正无私的慈善家，从改革开放至逝世前，他无偿组织华侨捐资给国内卫生、教育事业超过30亿元。他生前把两家如今资产达2000多亿港元的银行都无偿地捐给了国家。而他本人自始至终保持着清贫的生活。有一回，外公的老朋友周庆正因罹患肝病而需要换肝，医药费高达30万，周庆正向我外公求助。很多人以为我外公是大银行家，肯定家财万贯，其实他退休后，连退休金都没有，手上真的没有多少钱，但看到老朋友遭遇不幸，还是从钱包里掏出两万给他拿去治病。

外公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别人找他帮忙，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几乎是来者不拒。这一点常常会让我们这些家人感到暗暗的心疼。平日里有很多人都来找外公帮忙，外公也都事无巨细地替他们筹划。我们经常看到外公和来求助的人坐在客厅里写介绍信或写方案，一写就是一两个小时。那么大年纪的人了，我们看着都觉得不忍心，所以我们这些小辈遇到问题都尽量自己解决，不去麻烦外公。

热心侨务事业

外公一生的事业始于泰国，青年时代，他曾在外国生活多年，因此对海外同胞和侨务事业有着特殊而深厚的感情。

孙中山先生曾赞誉“华侨乃革命之母”，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过“左”的政策，广大华侨同胞曾被打入另册。“文化大革命”时期，华侨更被视为洪水猛兽。一些爱国爱乡的华侨、港澳人士被当作阶级敌人进行批判，严重挫伤了旅外乡亲爱国爱乡的感情。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广大华侨同胞对于国内的发展形势表示赞赏，但是对于回国投资、工作及生活却“心有余悸”。而外公则成为海外同胞的一颗“定心丸”，有他同行和指导，安全就有了保障，投资的利益也有了保障。因此，在这一期间，外公多次往返于中国和海外之间，一边拜访犹豫不决的侨领，悉心劝说他们“回国看看”，一边又频频向中央、省及有关部门提出有关改进对侨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华侨同胞转变了想法，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开始向国内投资或捐赠。1985年，在外公的呼吁下，我国有关部门终于向来华投资的外商颁发多次性往返护照，而出入境时，各种手续也在迅速简化，办事效率有了明显提高。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在落实侨产侨房政策时，外公曾多次强调：“祖坟祖屋是华侨在祖国的根基。”他敦促各地维修保护侨胞坟墓、尽快归还侨产侨房。泰国盘谷银行董事长、著名侨领陈弼臣的祖坟，就是在外公多次过问和督促之后得到维修的，这使陈弼臣在第一次回乡时非常激动，立即捐出巨款建设潮阳峡山中学及其他一些项目，又对汕头特区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从1984年开始，外公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侨联副主席，这不仅仅体现了同胞们对他的认可，也体现了大家对他的期望。

  外公对侨务事业的热爱也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如今，我有幸成为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的荣誉副会长和广东省侨联的常委，我感谢省侨联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舞台。“侨”是一个大事业，能够为侨胞做事，为侨胞服务，不仅仅是我纪念外公庄世平的独特方式，更是实现我人生价值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