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戏里戏外，“药神”受到的质疑从未少过。
和电影里不同，药神的原型陆勇也是一名白血病患者，一开始买仿制药的目的也不是赚钱，而是救命。
把自己救过来后，陆勇发现还可以救更多人，于是从印度批量购买仿制抗癌药。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
他被抓，而后被放，被尊称为“药侠”，也被一些做过深入调查的媒体质疑是利己的骗子。
有人调查，陆勇代言推广的印度药厂可以说是“三无产品”，甚至许多印度国内的医学界人士也没听说过。而面对质疑，陆勇的态度也很豁达：“我只管药有没有疗效”。
媒体挖掘真相当然是好事，但我总觉得，对关乎他人生存权利的东西进行质疑和抵制，是种残忍的行为。
多年前看过一则台湾新闻，大概是讲政府查出来一批不达标的牛肉，其实也不是三鹿那种级别的不达标，只是里面有些元素，人长时间食用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
于是一大堆一大堆新鲜红润的牛肉被倒进垃圾箱处理掉，旁边是一脸正义的执法人员。当时我在想，这些牛肉要是能给那些食不果腹的人，那该多好啊。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没良心，不达标的废弃食物扔给穷人，这简直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挑战。这和陆勇受到的质疑差不多，说白了就是理想的道德主义者和现实的目的主义者之间的争端。
仿制药，不达标牛肉，违不违法？违法。应不应该抵制？应该。但资源就这么多，为了生存而需要的资源却远远不够，这种时候你让那些穷人怎么办？为了法律和道德，去质疑和抵制？去请来一群权威专家，对自己手里那最后一根稻草解剖分析，最后觉悟，按照“正当”、“公平”的办法丢掉它？
他们不在乎真假，也不在乎神是不是真的存在，他们只是想活下去。
二、
说来讽刺，基本的人权虽然为各国所认可，是属于再平常不过的事。但一旦哪部电影涉及到基本人权，几乎必定会成为极度不和谐题材。
所以《我不是药神》拍摄和上映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我不是药神》的叙事难度要比一般揭露或讽刺型电影的难度大得多，因为它讲的，是一个没有错误的错误。
这种拥有强烈矛盾的作品，导演往往必须提供一个说得过去的解决矛盾的方法。一般此类电影价值观都很好确立，比如《熔炉》、《素媛》和《盲山》等等，正方反方一目了然，解决方法自然是惩治恶人，大快人心。
但《我不是药神》则不同。电影里的大“反派”当然是代表万恶资本主义的制药巨头，他们漫天要价，眼睁睁看着成千上万的病人死去却无动于衷。但稍微了解医药行业的人都知道，制药公司从开发新药，到最终药物成型，其中要经历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投入的资源难以想像，而且不一定成功。所以站在“穷人”角度，我们当然有理由去指责和唾骂那些衣冠禽兽般的人，但如果你是一名付出小半辈子努力才开发出新药的科学家，或者砸锅卖铁才开发出新药的资本家，你又会怎么做呢？
而且有一个客观情况，即药价太过低廉，势必会打击行业积极性，这样一来新药的开发又会降速，这很难说清是好事还是坏事。
片中的另一方是有关部门。他们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可以说得上有些不近人情，相信不少人也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但毫无疑问，他们确实是依照法律在办事，我们平时不一直喊着要依法办事，法大于情吗？既然这样的事可以网开一面，那其他很多事是不是也可以网开一面呢，网开的标准又是什么？
至于买仿制药的患者，那就更不用说了，为了生存，他们毫无过错。
于是这三方的矛盾加在一起，便成了一个“没有错误的错误”。要是强行处理，还极有可能得罪某些不能得罪的人，到时候电影能不能上映都得两说。
这就不得不佩服文牧野，作为一名新人导演，他对戏剧冲突的处理堪称老辣。影片最后医药公司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也收到了应有的谴责；有关部门秉公执法的同时也做到了网开一面；最关键的是患者们享受到了医保待遇，皆大欢喜。
这导演着实很精。
这种处理手法让我想起了冯小刚的《芳华》，同样是聚焦于边缘人群，同样含有某些欲说还休的东西，但文牧野的处理手法要高明得多，既不漏痕迹地表明了自己的倾向，又在片尾那几段“歌功颂德”一般的文字中暗示观众：
要解决问题，要治好“穷”病，你们知道应该找谁了吧？
最后得说，《我不是药神》这类电影不管拍得好坏与否，都足够使人赞叹，因为它们把一类我们从未见过的人生摆到台前。作为普通观众，自然也不太可能为这些人做点什么，但至少，他们现在被许多人记得，记得那三层口罩，记得那胸口上的可怖血肉，记得他们为了活着而做出的努力，而不是像吕受益一样，在某个深夜毫无尊严地死去。
有些时候，记得，便是最大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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