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我，请放手
01
往年极度排斥过生日的父亲，今年在他生日前的2个月就提醒我：今年是我80大寿！
因为三姐夫年初突发感冒去世，我提醒父亲此时过寿是否合适。
父亲说：自家人坐坐，没什么合适不合适。
生日宴上，一家人其乐融融。三姐似乎也走出些前段日子的阴霾，但大家还是有意无意的回避提起三姐夫。
即将散席时，父亲起身请服务员回避，说有件重要的事向家人宣布。
父亲拿出一摞打印好的文件，亲自给饭桌上的每位成年家人挨个发了一份。
然后郑重的对大家说：这是我的遗嘱，每人一份，都一样，你们好好看看，请一定尊重我的选择！
在这个场合立遗嘱，我们都感到很意外。
遗嘱中除了对财产分割、丧事办理等后事的安排外，嘱托了另一件事：不要在我垂危时实施抢救！
原文如下：
在我生命垂危之际，拒绝一切抢救措施，不电击，不进重症监护室，不开刀，不插管子，不上呼吸机，让我体面而平静的离开人世。切记！切记！请尊重我的选择！
一家人陷入了难以名状的情绪之中，同时也因为遗嘱中的五个“不”，明白了为什么父亲会在此时，以这种方式，立下这样的遗嘱。
一切，要从三姐夫年初得感冒说起......
02
进入腊月，家家户户开始忙碌着备年货，年味儿越来越浓了，三姐夫却感冒了。
三姐夫刚满50岁，转业军人。性格豪爽，为人乐观，平时喜欢锻炼，每周打2次羽毛球，在我们一家成年男性中，身体是最棒的。
他根本就把这感冒没放在眼里，起初连药都不肯吃，好几天不见好转，经不起三姐唠叨，吃了药，可还是该上班上班，该打球打球。
时好时坏持续了半个月，一直没有好彻底。
二姐夫在本地最好的L医院当院长，三姐劝三姐夫去医院看看，他死活不去，说年底大家都忙，一个小小的感冒别麻烦人家了。
他不知道，当想麻烦人家时，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三姐夫自己感到撑不住了，躺下就喘不上气来，在家里沙发上坐了一夜，叫醒三姐：上医院吧。
检查结果出来，二姐夫亲自跑过来通知：甲流，很严重！建议马上进ICU。
三姐和三姐夫都懵了，感冒咋还要进ICU？
三姐事后说，她当时以为因二姐夫是院长的缘故，医院比较重视，有点小题大做了。
可事实是，严重的超出了所能承受！
没有对症药，最好的抗生素用上也杀不死病毒，要依赖病人自身产生抗体，三姐夫身体强壮，可就是不产生抗体。
接下来的情景，简直就是前段时间刷爆朋友圈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翻版。
病人不能自主呼吸，上不上呼吸机？
病人清醒状态下就呼吸困难，用不用安定？
病毒扩散迅速，用不用昂贵的进口抗生素？
病人不能进食，放不放喂食管？
......
三姐夫已经没有意识，三姐在无法判定对错答案的问题面前毫无主张，全家人把决定权交给了二姐夫。
二姐夫犹豫很久后说：他还年轻，全力抢救吧！
L医院ICU能上的各种高科技设备全上了，三姐夫浑身插满了管子，往里输的，往外抽的，就像科幻片里泡在玻璃缸里的克隆人，任由各种机器摆布，毫无能力表达接受或拒绝。
刚开始每天可以探视一次，到后来只能周四下午探视一次，最后拒绝探视。
第28天，备受抢救折磨的三姐夫没能张嘴留下一句话，也没能睁眼看妻女一眼，永远离开了我们。
给三姐夫换衣服时，三姐看到了抢救时各种管子留下的伤口，脖子上切开气管的刀口还有“鲜”血汩汩渗出。
从那一刻起，她再没有和二姐夫说过一句话。
办完丧事我送三姐回家，三姐对我说：“我不该送你姐夫进ICU。”
03
如果知道是这个结果，可能每个人都会这样选择。
二姐夫作为专业人士应该事先知道这个结果，我想他的选择更多的是一个亲属的情感决定，也是一个医生不愿放弃的职业决定，如果当时选择放弃，他所背负的误解和压力远会超过此时。
父亲看到了事情的始末，联想自己年事已高，很快也会面临相似的场景。
他明白，这种决定只能自己来做，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将是错的。
因为没有人愿意亲手拔掉维持亲人生命的管子，但同时也没有人愿意眼睁睁看着亲人临终前，备受以抢救的名义所受的折磨，最终仍毫无尊严的死去。
父亲在寿宴上宣读遗嘱，一方面是以这种方式劝导家人不要互相怨恨或心怀愧疚；
另一方面他是告知家人，他已看明生死，不希望家人在那一刻来临时手足无措。
人们总以为死亡离自己很远，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会寿终正寝，平静的在家里祥和的离去。
而事实是大多数人是在医院“抢救无效”而死，或是因病，或是意外。
数据显示，人一生75%的医疗费是花在最后的治疗上。
而这最后的治疗，到底有多少是有意义的？
这最后的治疗，怎么治疗？治疗多久？真的该听医生的吗？
如果该听医生的，为什么医生会一遍遍征求患者和家属的意见？
那该听谁的？患者？患者没意识了怎么办？
亲属？哪个亲属？儿子还是女儿？妻子还是父母？
04
巴金的最后6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着。
于是切开气管、下喂食管、上呼吸机......
巨大的痛苦让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
他备受折磨，临终前告诉家人：“我是为你们而活，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古人说的“寿则多辱”在巴金身上有了残酷的体现。
死亡来临，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真的准备好了，但如果毫无准备，即使象巴金这样的睿智之人也难免不堪。
史铁生说：
死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会必然降临的节日。
人们忌讳谈论死亡，回避死亡来临时的应对是毫无意义的。
死亡就是油尽灯枯，再自然不过。
正如《阿甘正传》中妈妈对阿甘说的：
别害怕，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注定要去做的一件事。
正视死亡，我们才能正确应对死亡。
父亲在寿宴上立遗嘱，看上去有点惊世骇俗，但其实是很理性的做法。
在罗瑞卿大将之女罗点点创办的《选择与尊严》网站的首页上，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主席陈小鲁写下了这样的宣言：
我们推广一个理念——生前预嘱
我们提供一个选择——尊严死
我们提倡一种精神——我的死亡我做主我们让晚霞灿烂我们让死亡多情......
对尊严死，网站上是这样定义的：
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放弃抢救和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让死亡既不提前，也不拖后，而是自然来临。在这个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尊重、符合并实现本人意愿，尽量有尊严的告别人生。
人们可以用“生前预嘱”的方式，选择有体面的尊严死，实现我的死亡我做主。
1976年8月，美国加州就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允许患者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然死亡。
199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夫人希拉里曾双双签下了自己的“生前预嘱”。
2004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提交了一份200页的咨询文件，文件对“生前预嘱”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并作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2014年，我国政协委员胡定旭、凌峰，人大代表顾晋等多次在两会发出提案，推行《自然死亡法案》......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如何死亡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我们要正视死亡，理解“生”其实本就是“向死而生”。
想到迟早一天要面临亲人的死亡，内心仍会一阵刺痛。
但父亲的遗嘱，多少让我的内心，对将来的那一刻多了份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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