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片里经常有这样一类角色:
他参与了战争，但幸存下来。他或许被国家和人民尊为英雄，但内心无法重新接纳战后的平静生活。他经常在午夜梦回时想起曾经的战友，血肉横飞，脑浆和肠子喷溅在他的脸上。他痛苦，愧疚，怀疑，试图用酒精、斗殴和糜烂的性生活麻痹神经，好让自己不去回忆，不用一次次质问自己:他们都死了，只有我活着，他们为什么得死，我又凭什么活着？
接着，处于剧情发展的需要，这个角色往往会遇到一件大事。也许是为了拯救人类，也许是遇到一段强势植入的爱情。总之，幸存者必须得到某个高尚的目标，然后收获大团圆结局。要么活着，重新振作，变回一个阳光而积极的人。要么死得其所，和战友在地下团聚，但死前一定得到了心灵的和解和平静。
但电影始终是电影，套路也只是套路。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这本书中，普利莫•莱维用重复了40年的回忆和书写告诉我们，当人类遭受无比巨大的毁灭、屠杀和痛苦，幸存者的反应比电影呈现的要复杂的多。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建立了一千多座集中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1944年，出生于意大利的莱维因参与反法西斯斗争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直到战争结束获救，成为极少数的幸存者。
想一想，如果这是一部电影的主人公，我们怎样猜测这个人物的后续表现。会绝处逢生的惊喜吧。又或者，会痛哭流涕吧。再或者会因突然的放松而沉睡个几天几夜。醒来后看到一位天使般的女护士，殷切地对你说：感谢上帝，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某某某，你自由了。
然而，这不是一般的战争，这是集中营，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发明之一。
对幸存者而言，这是一段无比绝望的记忆。
大部分被送进这里的人，在最初的15分钟就死在了毒气室，余下的小部分则成为一件“行走的工具”。所谓生命，不过是驱动工具运转的燃油。
在集中营，生存的唯一办法就是降低自己的道德尺度，几乎看不到对人性抱有的任何乐观。首先，受害者之间并不团结。适应了集中营生存法则的“老资格们”会欺负新来的人，除非特殊情况，这里只有成千上万自我封闭的“个体”，任何盟友都会成为负担。当生与死的界限被压缩到一口水、一小块面包时，只有自私、麻木、懦弱、精于算计的人才更容易活下去，而高尚和慷慨则是死亡的催化剂。莱维说，“如果我们不得不体验并能体验到每个人的痛苦，那么我们将无法生存。可能，只有圣人才配拥有这种悲悯众生的可怕天赋。”其次，压迫越残酷，受害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原因很多，如恐怖、对权力的渴望、对胜利者的奴态模仿、懦弱、逃避等等。他们出卖了人格，灵魂因压迫而扭曲，成为新的迫害者。
所以，当走出黑暗，幸存者感到自己从牲畜重新变成人时，长久以来被压抑的伦理道德重现脑海，梦靥般的记忆和随之而来的痛苦、耻辱、愧疚会将一个人压垮。
许多人会受不了回忆的痛苦，选择遗忘。他们失去了讲述的能力和勇气，只能自我欺骗式地将这段经历从记忆中剔除，让自己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也有很多人选择在获救后自杀，一了百了。反而集中营里很少有人会想到自杀，因为自杀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牲畜的。
还有一些人则像莱维一样，选择担负起一项继续受难的使命。莱维的伟大在于，他没有被情感吞噬，而是用一个幸存者的良心和知识分子的洞见，对集中营世界进行分析。当然，他不曾原谅那些迫害者，无论是纳粹还是选择视而不见的其余德国人，并且并不接受这些人的选择性失忆和无罪辩驳。但整本书中，他始终做到了坦诚和理性，几乎像个旁观者，让人差点忘记书中所写到的所有痛苦、羞耻、愤怒、困惑，他全部都还在经历。
如果对苦难的回忆是万丈深渊，那对回忆的书写和思考则是无间地狱。
莱维至多能得出一个结论——“即人类有潜力去营造无尽的痛苦，而这痛苦是唯一凭空营造的力量，不需要耗费力气和钱财，只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但他没办法得到一个解决方案。历史上有无数案例证明，对人性根源性的无休止思考会让人发疯。
更不用说，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自以为是的审判和时，所感到的恐慌和绝望。人类的遗忘速度太快了，一代人的逝去会带走一代人伤痛，人性的罪恶终究无法通过一次惨烈“教训”而削减。除了不断提醒世界历史很可能会重演，他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没错，他是幸存者。幸存者的身份，成就了莱维的伟大和文字的不朽。但对人性的绝望自奥斯维辛就已存在，在奥斯维辛之外又步步加深。现实生活里，没有电影里天使般的女护士，没有上帝降临，也许死在集中营反而是一件更幸福的事情。1987年，莱维自杀，死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同时也是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作家埃利·维瑟尔说：“早在四十年前的奥斯维辛时代，莱维就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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