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系统和载人系统的倡导者们在各自军界要人的支持下,为争取军费预算在政治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他们的争斗不仅仅是为了争夺美元,同时也反映了那些载人武器系统的操纵者们是如何看重他们为之服务的军队,并且他们已经感到机器人武器系统的使用撼动了他们的宝座。工厂的工人一度极为抵制工业机器人的使用,而目前军方对作战机器人排斥的程度大大超过工人们的反抗。在工厂里,机器人的使用最多引起一部分“蓝领工人”失业,而上层的管理人员和“白领工人”不但会继续留用,还会由于机器人高效的工作得到更多的利益;而在军队里,机器人遥控器的使用会使以往直接操纵武器系统的上层管理者的权力岌岌可危,因而军方对机器人系统的抵制要比工厂里的情形严重得多。
在世界各国的军队中,武器大多掌握在技术熟练的操作者手中,这些人凭借着他们的技术按照军衔等级步步提升,美国空军的将级军衔大多属于飞行员;在海军中,占据军队要职的也是飞行员和舰艇指挥官;在当今的美国陆军中,参战士兵对武器控制的权力正在不断增长。其他国家军队的状况也基本如此,计划管理官员、情报官员、通信官员、武器采购官员以及其他非作战专家很少能够上升到权力的顶峰。所以军官们对机器人遥控系统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担心机器人遥控系统会削弱载人系统及其操作手们在军队中的地位及影响力。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发展由人或附加的“黑匣子”操纵的机器人遥控器系统,约翰·迪尔设计的跑道修复挖掘机器就属于这类系统,它既可由自动化控制,又可由人操作。其实,人员短缺、日益增长的人员费用、高作战消耗、高物资费用以及防御工业基地退化等因素都将成为促进机器人系统发展的因素而最终削弱军界对机器人系统的抵制力。
同美国国会和国防部内部的军事体系改革相比,改革家们较少直接牵涉武器获取过程,他们只关心机器人系统本身,但仍被卷入了美国国防系统各派的论战之中。一种武器系统或是一种武器系统的设想能够引起社会多方面的关注,能使科学家和政治家大为兴奋,并使社会分裂成两大截然对立的派别,这一切恰恰表明了这种武器系统或设想对社会的重要意义。在历年的美国武吕研制计划中,很少有像机器人系统这样引起广泛的政治关注及情感介入,只有卡特总统任职期间确定研制的MX导弹系统和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御倡议”引起社会对其功过是非的不断争论。
从技术上讲,机器人武器系统已不再是科幻小说家的臆造,它已日臻成熟。现在,普通科学团体和政治活动家都在为机器人武器系统的部署以及在未来战场上广泛的使用具体的设想,由于机器人武器系统的问世,美国还出现了像“计算机专业人员社会责任协会”一类的团体。“计算机专业人员社会责任协会”的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艾尔多,有1100名会员,这个协会的发言人加里·查普曼把机器人武器系统称为“机器人杀手”,他认为发展机器人武器系统触犯法律,必将导致科技伦理危机。查普曼认为研制作战机器人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中有关战争的条款,该公约规定在一方士兵投降的情况下开战属于违法,而机器人却很难辨认一个士兵是否已经投降。查普曼坚持认为,如果一个士兵胡乱地向他周围所有的人扫射,那么他就应该作为战犯受到审判,而机器人武器系统就像受到世界法院和联合国谴责的生物化学武器一样,都是些不分清红皂白的杀手。特尔弗德·泰勒将军曾在纽伦堡战犯审判中担任美方首席检查官,现在已经退休,他曾建议查普曼就机器人武器系统的发展向世界法院提出诉讼。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瑟夫·韦金鲍姆教授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尽管他支持人工智能的研究,也深信军队能逐步将自主式机器人部署于战场,但他反对让机器人成为作战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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