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非常重视基于血缘的族亲关系，这个可以从他如何接济亲族上看出来。1843年他由翰林升至侍读（五品）后外放四川当差，1844年初他给老家寄回他当官后的第一笔巨款——白银1000两！关于这1000两的白银用途，当时曾家上下三代各用各的看法，我们且看曾国藩是如何处理的。
先是，他给父亲写信说明自己的意思：“男前次信回，言付银千两至家，以六百两为家中完债及零用之费，以四百两为馈赠戚族之用”。
没想到这1000两白银在曾家上下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曾国藩不得不向各个方面一一写家信来阐明自己的主张。
他先给祖父写信：“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己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其实，对馈赠亲族之事反对最烈的是他几个弟弟，于是，他给诸弟写了一封长信，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说明自己用意，二是批评诸弟目光短浅和胸襟狭窄。
他从六个方面来说明自己用意。一论舅家：“兄己亥年至外家，见大舅陶穴而居， 种菜而食，为恻然者久之。……兄念母舅皆己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则大舅、五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我弟我弟，以为可乎？”二论姐妹：“兰姊、蕙妹，家运皆舛，……同胞之爱，纵彼无觖缺，吾能不视如一家一身乎？”三论自己岳家：“欧阳沧溟先生夙债甚多，其家之苦况，又有非吾家可比者，故其丧母，不能稍隆厥礼。岳母送余时，亦涕泣而道……”。四论表亲：“丹阁叔与宝田表叔，昔与同砚席十年，岂意今日云泥隔绝至此，知其窘迫难堪之时，必有饮恨于实命之不犹者矣。丹阁叔戊戌年曾以八千贺我，贤弟谅其景况，岂易办八千者乎？……“五论亲族：“竟希公一项，当甲午年抽公项三十二千为贺礼，渠两房颇不悦。祖父曰‘待藩孙得官，第一件先复竟希公项。’此语言之己熟，特各堂叔不敢反唇相讥耳。同为竟希公之嗣，而菀枯悬殊若此，设造物者一旦移其菀于彼二房，而移其枯于我房，则无论六百，即六两亦安可得耶？“六论诸弟岳家：“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妇孤儿，槁饿无策。我家不拯之，则孰拯之者？我家少八两，未必遂为债户逼取，渠得八两，则举室回春。贤弟试设身处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以上六项皆是人性流露，想必其弟们读后定会体会为兄用情之深也。
但曾国藩就是曾国藩，他看的更远，因此，他更从诸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出发，进行深入的阐述和有力的批评：
“来书有‘区区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己厚于我兄弟乎？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夬》也者，《姤》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这种站在哲学高度上的批评，对后世曾氏家族的长盛不衰，的确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曾国藩对诸弟的批评，从来都不是“大而空”式的，而是针对家庭现实，往往有更具体的要求：“今吾家椿萱重庆，兄弟无故， 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之万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斋’，盖求缺于他事也求全于堂上，此则区区之至愿也。家中旧债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办，诸弟所需不能一给，亦求缺陷之义也……“
虽然，曾国藩顾及亲族的根本仍是为了自己家族的长远利益和长远发展的，但利己的同时却能推已及人，这也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如果人人在考虑自己的同时也考虑自己的亲族、同事，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就会更安定和谐。不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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