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

说是我的前半生，但其实心里明白，如果不是十分的机缘，我应该已经活过了人生的一大半，——虽然以前曾片段式的记录了成长过程中的一些事情，但毕竟不完整。故撰此文，以为儿女计，庶几略知父辈所经过的生活。

我的爷爷，吕相针，大冶四棵姜家嘴人，1918年生，为家中长子，家贫无计，曾在冯玉祥部队当兵。据称云南剿匪，小山包上一个迫击炮，全班都牺牲，他被打入山谷，幸未受伤，醒来后即与部队失散，唯有一路乞讨回家。他曾经告诉过我路线，从山东定县、赵县，到河南，在从鸡公山入湖北，前后耗时两个多月。据称，在山东还是河南，曾遇到日本兵，幸有一大娘相助，让爷爷扮做她的哑巴儿子，背了日本兵过河。后来，他入赘我们家，与奶奶结婚。此事有若干问题需澄清：一是需查阅以前日记，因为我记录了他的部队番号；二是既然山东、河南有日本兵，当在1937年后，何以冯玉祥还有部队，且去云南剿匪，不可解。三是何以从云南到山东、河南，岂非舍近求远？总之，这是大概故事。

奶奶，程喜桂，同为1918年生，阳新太子镇上下拢人，几个月大即被我曾爷爷抱养做童养媳。1942年，她的未婚夫因曾帮助新四军挖出国民党所藏枪支弹药，在新四军北撤之后，即为国民党所枪杀。此名义上的“爷爷”，姓名待查，1917年出生，每年过年或清明，我们都会去上坟。故此，我算是烈士家属，奶奶活着的时候，每年都会有大红的烈士家庭对联贴在老屋石门框上。

爷爷奶奶有不少孩子，除了夭折的大伯外，我有一个大姑，吕玉桃，1949年生，现已吃斋念佛，不太问家里事了。爸爸排行第二，小名解放，我已专文描述，此处从略；小姑玉梅，1975年才出嫁，将我带到差不多两岁，所以从小我就和她亲。叔叔鉴洪，脾气暴烈，一辈子未成家，2018年病逝，年刚花甲，成为心头一直的隐痛。

1973年，我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

我出生于农历十月底，小时候的事情，只有从母亲那里听来的一点点。据说，天气寒冷，将我放在箩筐里面。外公胃癌，临终前想见我一面，但奶奶以为不详，坚决不同意，外公于当年除夕夜去世，遗言也涉及我，说“吕家好狠！”，当时我刚满两个月。幼时另有一事可记，满月时要剃发，妈妈居然将我剃下的头发塞进墙壁的缝隙里，长大后曾经给我掏出来看过，可惜，几经周折，现在早不知道哪去了，否则，现在再看，应该有意思。

一周岁左右，妈妈说，长得极其漂亮可爱，白胖，大眼，见人就笑，戴小花帽，穿虎头鞋，不怕生，走到哪里，都被人抱走逗弄，成为大家的玩物。自然，我本人毫无印象。

约两岁半，后颈上长了个包，估计就是汪曾祺小时候曾有过的经历，他从容接受了手术，代价好像是吃什么糖。我记得的是早上母亲抱着我去洪桥卫生院，一进门，院子里有位医生在吃一条红心番薯，我伸出小手，讨要。医生和母亲都笑了，医生给了我。后来如何，没有印象。

我左上唇有道很隐蔽的伤痕，——我从小就知道。母亲告诉我，这是淘气留下的印记。说是两三岁的时候，坐在石门坎上，翘起二郎腿，端着瓷碗吃饭，不小心翻到，碗也破了，嘴也割伤了，嚎啕大哭。母亲说起，总是笑，应该是想起儿子那时候的小大人模样？每次提起，她都强调一点，那碗还是她陪嫁时候买的一套花瓷碗呢。估计全给我摔光了？

约莫两三岁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大冶老家度过的。原因是不知道在村里受了谁的排挤和打压。在那里，我整天和黑皮叔、武声叔等一起玩，——他们虽然是叔，但和我年龄相仿，或者只大一两岁，印象深刻的是拖着四个轱辘的车在樟树林间玩，就算偶尔争吵，骂了叔叔，反正都是一家人，绝不至于犯忤逆之罪的。爷爷的妈妈，我叫她“太”，差不多90岁了，整天躺在房间床上，蚊子咬她都没感觉。但她很喜欢我，因为我是曾长孙吧？所以，她会摊玉米饼给我吃，焦黄焦黄的。回想起来，应该是住了很久，因为我已经是满口的大冶腔，到处唱着，“冬竹（妈妈）被吊车吊走喽……”。

重回吕家湾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是坐船回来的。但是否是那次坐船遇险，得和父母亲求证，——我记得有一次大冶回来，快到家的时候，昏天暗地，波涛汹涌，十分可怕，妈妈说，我还会哭着问，“我爸爸呢？”，旁边同村的伯父安慰我，说，“你爸在后面荡船，不用怕！”

四岁，大弟出生，恰好队里分粮，家里因此而多分一个人的口粮，得蚕豆（也即鲁迅《社戏》里的罗汉豆）两升。故奶奶取名，“加良”，尽管此“良”不同彼“粮”。

有一段插曲，可以附上，因为涉及我的第一次生死。不知道我生了什么病，医生开的药方，用“半夏二两”。恰好大冶老家有位叔叔来访，见了药方大吃一惊，说，“今天幸好我过来，否则，这孩子没命了。”然后，将开药方的医生叫过来大骂一顿，据说开方的医生一声不敢吭。半夏有毒，这么小的孩子，一次“二两”，真的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