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这样总结那个时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另一个则说：“——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般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后来者疯了。他出院以后在一家研究所找到一个看门的工作。用套在手腕上的橡皮筋套住一束束报纸，从小小的窗口伸出手去，交给经过黑暗门廊的过客。
我开始在人前饶舌，有在饶舌者面前假装沉默。人少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原谅在过去。
维护西方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中单，由数千年维护“华夏正统”的民族来担当，表面上不通，实际上合乎逻辑，都基于同样的道德偏执。
他们相信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可以依靠精神的力量，“在一张白纸上画下最新最美的图画”。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卑感，以自尊的方式被激励起来了。
夜里，甚至冬天，也能听见卖小吃的吆喝声，推开古旧的院门，看见一盏风灯和一个身影，热气虚虚地晕了灯火，身影悠悠地唱着，悠悠地圆了，也就踏实下来。
北京四合院的雨夜，雨点和瓦在脊背上热烈地欢叙，之后又静下来，水珠的低落声像是在试一张古琴。
我当然不知道，在我做着童年梦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被逼进风雨之中，在未来二十二年中苍老或死去。
而在我还弱小时已不能怜悯弱小，是在能对我日后的强壮指望什么呢？
中国的传统，受压迫者，以为有正义在手，便只知有报复，不知有宽宥。
饥饿使人恐惧，恐惧比哎更有力量。
一九四九年以后，曾经遍布禅林的北京，僧众流散，寺庙荒凉，对于我们这些革命后出生的少年来说，宗教几乎等旧世界的代名词了。
在这个决不完美的世界上，宗教是个好去处。它使做了好事的人有地方去欣喜，做了坏事的人有地方去忏悔；失望的得了希望，绝望的至少得了安慰。信仰是文明的开始。相信，需要天真跟勇气——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低昂要是什么。只要人尚能相信，这世界就还有救。杀死了天真和勇气，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实在是人性的围墙。而在“WG”开始的最初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暴力无不首先发生于信仰的领地：孔庙、佛寺、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堂。
在现代化机械的频频击打之下，木石俱下，烟尘大起，顿成废墟。多在夜间操作的轰轰机声未能惊醒北京人，而城市从大梦中醒来时已成裸体。世代居住北京的人民中，竟无一人与古城共存亡者，是在辜负了这座城。至此，精神和无知的旧墙均已归于消灭。从不设防的国度中醒来的人们，看到空旷的地平线上一轮巨大的红太阳，在短暂的幕间休息之后，天国的钟声又响了。
他体态峻拔，行动矫健，举止潇洒而不自知，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
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看世界如棋局，胜负都可以付诸一笑，所以在男女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形状。
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而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所以追求真理的热成鼓吹无知。
他们的使命是破坏。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尚需三个条件：忠诚、反叛和仇恨
杰出人物的反叛性格对于变革的社会，绝不总是具有正面的意义，也别是当造反者的思想大提不出统治者思想圈子时，尤其如此。
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却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的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打碎了神灯的和尚和诅咒庙宇，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问到个人责任，人民总是谈到暴政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
一部中国历史，掌握于理性的时间甚少。以和平、渐进、协商乃至妥协的方式达到社会变革或王朝的更替，几乎没有先例。情绪化的高度专治和情绪化的高度混乱，互相交替，被中国文人归纳成两个字：“乱”——“治”。无论哪一个都离不开暴力。历史的经验使统治者相信，政治的全部内容几乎就是暴力。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不能绝对的离开集体；文明的演进只是使个体在社会中的排列组合趋于理想；害怕被逐出人群是人类原始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之所以仍然原始，在于它深刻；在一个个人的利益或权利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形式体现的制度下，反过来说，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国家的恩赐。在一个就业、住房、迁徙、教育乃至生育、婚姻都由国家决定的社会会里，放弃这种恩赐就等于放弃生存本身。唯一的选择就是：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留在这个社会中。选择成为唯一，已经不是选择。
不管口号多么动听，热情多么感人，都和真的主义、理想无关。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在一个过分拥挤的社会里，只有达到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人民彼此竞争，各不相让，拼命证明自己对集体的忠诚，别人的不忠诚；在求存的意义上，加害者的暴虐和被害者的顺从，心态上并无大区别，只是所求不同罢了。
只有在群体中，我才存在。只有经过他人的证明，我才是我。
尝过暴力的快感之后，我才能暂时摆脱恐惧。
不管什么样的政治主张，要实行并希望有效，都需要为理想的人群去努力。由经济决定了智能生产人身依附关系的中国社会，加上意识形态的控制，却产生不出来因自由呼吸而有质量、为理想的人群。这就是“未有天才之前先需有天才的土壤”是灰尘而非泥土的群忙中产生不了伟大的天才及其思想。当设计师把宏伟蓝图交给匠人以后，掷回来的却是乱糟糟的满纸血污和墨迹。“天国”的设计和结果之间最终南辕北辙，最终的悲哀都在于没有为理想的人群。
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他们的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悲切。所以多有着“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实可哀，真实不幸。
理想的锻造，犹如大理石的打磨，始终有赖于少数人不懈的努力。这个努力艰难寂寞。用木锤冲击一座大墙，人多了站不下也插不上手，群众能做的，不过是在大墙倾时一拥而上罢了。
当人们成年以后，他们是谁和他们想是谁，区别越来越小，由于社会，更由于自己。一代人随风而去，难忘的终于是跳下囚车时好狂的一笑，慷慨，坦荡。真的叛逆是因为真的年轻。
当皮带和棍棒真正落在这位曾经描写过这种场面的自负文人身上，粉碎了他在作品中反复提到的“北京人的骄傲”。暴力所产生的震惊跟羞辱，是他一如人群中裸者，从此无法见人。
真人的自毁，好像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时，还能嗅到色香。
作为人，终于不能降服的，终于是人性。
如果创意能从自身经验中出发，而无外来的比较，那必定是非选择和局限的。可能的事实是，人间的苦难只磨炼出了一代更加坚韧的农民而已。历史总是有得有失，但是更加需要剥开细看的，反而是所得。
我想忘掉的，在我还没离开的时候已经忘掉了我。在我迈出脚的同时，心里却一下子空了。
阳光下，万物并荣，生而复死；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没有两课树完全相同，自由就是它们自己。而在山下不远的人间，真理、道德、秩序却像鱼刺一样苍白、贫瘠、抽象而悖理。在大自然接受着一切之后，我觉得心慢慢沉下去，沉到它该在的地方，同时问：我是谁？我对说我是谁感到满意吗？我慢慢知道这个问题的严肃，走下山去。
自然生态平衡被粗暴地打破，生命的链被盲目的切断，终于招致报复。
许多年后，我终于懂得，人性也是植物，需要在美好——诸如水和音乐——环护下，才有清香。我们当时的人性，是在污泥里再三被践踏，又被阳光晒枯了的一条裤腰带。又想到，那花的种子是风带来的。没有风，烧焦的坡上就什么也不长了。
上千万的知识青年终于以各种方式陆续回到了城市。他们走了；又好像从来不曾离开似的回来了。他们站在熟悉的街头，做梦一样弄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再也没有想到，十年追寻的竟就是起点本身。他们一直走在上面，是一个圆。当他们再次站在起点上时，鬓边已有华发。他们把过去留给了田野，而将来可能是另一个圆。他们想得到的，可能就和他们并肩站在也是终点的起点上，却隔着时间的界限。他们不知道能够走完这个圆，也不知道走完之前，那期望是否已经消失。他们茫然若失，徒然意识到他们在农村的根已经长得多么粗壮，却不得不在城市喧嚣的暮色中再次成为局外人。
一个诗人这样总结那个时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另一个则说：“——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般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后来者疯了。他出院以后在一家研究所找到一个看门的工作。用套在手腕上的橡皮筋套住一束束报纸，从小小的窗口伸出手去，交给经过黑暗门廊的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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