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年，被免官回乡归隐近两年的曹操接受朝廷征召，出任议郎。这是他归隐后第一次出山，其时他二十六岁，风华正茂，仍心怀建功扬名之志。
但青年曹操再入官场，好像并未汲取第一次被免官的教训，照样坚守做人操守，做官尽职尽责，不怕得罪权贵。因议郎不管事，只是个向皇帝提建议的言官。这意味着，他若要尽责谏言，得罪的权贵恐怕就是皇帝。
这位皇帝是168年继位的灵帝。灵帝时期，宦官专权，史治腐败，买官卖官盛行，各种不法乱象越来越严重，史称“货赂并行”、“政教日乱，豪猾益炽”。作为提建议的言官，曹操恪尽职守，经常找合适的机会向皇帝谏言，提了许多整顿、整改建议，但都没有被灵帝采纳。
而其中有一个建议，让人细思极恐。据《魏书》记载：“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阉官，反为所害。太祖（指曹操）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
曹操此次所提的建议，可说是触犯了皇帝的逆鳞，因他所建议的事件，正是灵帝时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所谓党锢之祸，是指在朝为官的士族集团与专权的宦官集团发生党争失败，“士人”被以“党人”罪名禁锢终身。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桓帝时期，“士人”领袖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李膺，他非有意结党而被宦官诬为“部党”，有一定偶然性，前后仅持续一年；而第二次党锢之祸，是“士人”有意结党与宦官争权，且上升到双方出动军队不死不休的地步，“士人”领袖就是“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受牵连的无辜士人众多，持续了近二十年。
对“党人”的禁锢与防范，灵帝显然比恒帝更严苛。他下诏对党人要“牵连五族”，扩大了党锢之祸的范围，史称“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他甚至对敢为党人说话的官员也是无情镇杀，比如永昌太守曹鸾，就因上书为党人“辩冤”，就被抓入狱最后被砍头。据《后汉书》记载：“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
士人，古称读书人，也就是现代所说的知识分子。党锢之祸，应该是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对知识分子的群体迫害。当时世人多同情遭受迫害的“士人”，但太守曹鸾的被镇杀，却让天下噤声。
而作为“议郎”的青年曹操，在“天下噤声”的敏感时期，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上书向灵帝谏言，为“党锢之祸”鸣冤平反；他行此惊世之举，可能要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青年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吗？
以曹操的睿智，应该是可以预见这样做的危险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在169年，他174年任洛阳北部尉，177年任顿丘县令，但在此期间他都没有为“党锢之祸”说什么话，说明他其实也深知这样做的危险，并不愿做这个犯禁的出头鸟。
奇怪的是，当他180年任议郎时，却敢义无反顾地向灵帝谏言，为“党锢之祸”鸣冤平反了；更奇怪的是，灵帝没有采纳他的谏言，却也没有杀他。这一点也颇耐人寻味：灵帝是看在曹操也是宦官之后的身份吗？还是曹操在向灵帝谏言前为免祸用了什么诡计？
据《魏书》记载：“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 这说明青年曹操并不是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愣头青，更不是那种“明知必死还去送死”的莽夫，当事不可为时，绝不强为。
因此，可以这样推测，青年曹操不但懂审时度势，更懂如何明哲保身，他之所以在任议郎时才犯禁进谏，也许真的仅仅只是为了履行自身的职责，因他知道“党锢之祸”是错的，而谏言皇帝纠错正是议郎职责之所在，这是他“在其位谋其政”的担当。从这一点看，不管历史上后人如何评价曹操的为人，但曹操的为官之道，显然就不是现今那些尸位素餐的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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