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徊愧人子 不敢叹风尘

低徊愧人子 不敢叹风尘

作者：FLC

原文地址：水木社区

1．

“你儿子去那么远的地方，你就不想他？”

“不想，我早就希望这小王八蛋滚得越远越好，免得看到心烦。”

“那他一个人在外面，你不担心？”

“我才不担心。要担心，也是担心他身边那些人，不晓得他又要在外面祸害多少人。”

那是2004年，我妈的朋友到北京，顺便看我，她向我复述了上面的对话。我听的哈哈大笑，这位从小看我长大的阿姨笑着摇头：“你们母子俩啊，唉，一样的德行，嘴硬。”嘴硬是我家乡的俗语，大意是嘴里说的其实不是心里想的，甚至是故意反着说，即所谓口是心非。我跟母亲，不象的地方居多，但口是心非这一条，我倒是全盘继承后发扬光大。也曾有人问我会不会想母亲，我的回答如出一辙：“不想，我早就希望离她远远的，免得整天听她啰嗦。”不过，母亲在和她朋友的这番对答中，倒也全非嘴硬。她不曾为我担心这一点，我相信就是事实。因为这世上唯有她一人真正了解我的生长环境，与我斗争二十余年的漫长经历让她肯定，我身边的人才令人担心。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曾气急败坏的说：“你个没良心的小畜生，全世界的人死光了，我看你一个人也能逍遥自在。”这样的我，在她看来，是没必要担心的。

那次，母亲托阿姨带给我一个小纸箱。纸箱外层密密的用胶条包裹，再用细细的麻绳捆绑后做了一个精致的提手，提手上又缠了几层布以防伤手。我回去拆开那纸箱，从里面拿出用油纸包住的咸鱼腊肉绿豆木耳，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这些包装全部打开后，竟然在客厅满满摆放了一地。女友蹲在一边看得惊叹不已，表示对空间的定义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她问我：“你还能将这些东西原样塞回到箱子里吗？”我淡定的摇头，说不能。我告诉她，母亲有很多令人惊诧的技艺，我未能完全继承。

2．

我见过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

她165的身高在南方城市已算修长，照片上多是浅色衬衣深色长裤，长长的麻花辫，双眼清澈明亮，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干净气质。即便以现在的审美观念，即便抛弃掉儿子对母亲的情感因素，我也得承认，她年轻的时候是美女。可惜美貌在当时的用处并不大，所以，这个美女跟多数同龄人一样只是初中毕业。成年后也象大家一样下放到农村。不久后，她得到一份工作，在那个小镇唯一的供销社当了一名售货员。这是公家饭碗，说媒的人踏破门槛。美女眼界很高，对那些仰慕者很不屑，直到认识一个沉默的年轻人。年轻人祖辈是农民，他自己小学没毕业就去当学徒，学裁缝的手艺。从给师傅倒马桶开始，他学了很多年，认识母亲时，刚刚出师自立门户。我也看过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中的小裁缝斯文瘦削，容貌并不十分惊人。

虽然下放的小镇离母亲生长的小城只有二十公里，但中国人都知道，城市与农村的距离并不是单纯的物理距离。在那个年代，当城市美女遇到农村小伙以后，这个距离即便能丈量，也难以逾越。在那特定的时期，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这两个小本本之中，书写了中华大地上太多悲欢离合，太多辛酸与眼泪。所幸，并不是所有美女都相信眼泪，我母亲就是其中一位。

多年后，美女变成一个胖胖的老太太。老太太心情好的时候，偶尔会双眼放光的说起当年亲友如何联合起来极力反对，她自己又如何一意孤行坚持选择了小裁缝…我听着这些前尘往事，一点都不觉得稀奇。此时的我，对自己彪悍的母亲已经足够了解。

3．

嫁给父亲后，母亲放弃回城，安心留在小镇的供销社当售货员。父亲手艺出众，他的裁缝店渐渐有了名气，招了一些学徒。两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大胖小子。这个胖小子不是我，是我哥，但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个哥哥。因为他不到一岁，就夭折了。外婆后来说起这个哥哥，说他是“画生子”。当地古老的说法，漂亮的小孩就是“画生子”，意思是象画中人物一样漂亮，而“画生子”是养不大的。我听的酸溜溜，舔着脸问外婆：“我跟我哥谁漂亮？”她抽了口烟，瞥我一眼，拿长长的旱烟管敲敲我脑袋，说：“你哥像那刚摘下的红彤彤的大苹果，你呢，就是掉在地里的歪瓜裂枣。”外婆还告诉我，当时母亲差点疯掉，大家偷偷把孩子埋了，都不敢告诉母亲埋在哪里。我该感谢这个素未谋面的哥哥，不是他的离去，我不可能降生到这世间。

我试着这样去理解自己人生的开始：一个年轻的母亲产下一个完美婴儿，百般宠爱，儿子无福消受，早早去了。小镇的人迷信因果，各种流言四起，好强的母亲承受丧子之痛的同时，再听到那些无端的揣测，一病不起，此时的她，据说性情大变。病好起来之后，她的性情再也未能回复到从前，仍然暴躁易怒。过了两年，她又有了身孕，她怀着期待产下了孩子。虽然还是个儿子，可是，这次上天不再眷顾她，不再赐予这位母亲红彤彤的苹果，随便给了她一个歪瓜裂枣，而且，是个病怏怏的歪瓜裂枣。这对父母经常抱着婴儿去医院，甚至在雪夜赶往数十里外的市医院。此后的数年里，这个小孩依然丑陋，整日哭闹，终年小病不断。年轻的父亲越发沉默，年轻的母亲心力交瘁，多次病倒，她的心脏也出了问题，前后动了大小几次手术。

据说这世上最好的两样东西就是“未得到”和“已失去”，这个母亲经常想起那个已失去的儿子，在回忆中，这个儿子愈发完美。据说人心的不满是源于“比较”，比较之下，这个母亲对现在的儿子更是失望，何况这个孩子三岁了，还是个病秧子，身体很虚弱，似乎随时可能去找他哥。于是，虽然这个母亲的身体情况不是很好，但她还是决定再要一个孩子。计划生育的政策虽然在当地执行的很彻底，也不能阻挡她的决心。她冒着失去铁饭碗的危险，缴纳了高额罚款，换取了女儿的出生。女儿很健康，十分乖巧，这个母亲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高兴之余，让新出生的女儿随了自己的姓。而那个儿子，似乎成了一个多余的存在。

直到如今，我和我的亲妹妹仍然保持不同的姓氏。

4．

印象中记得的第一次被母亲打，是在学前班。这应该不是第一次挨打，只是前面那些记忆已经模糊。学前班的这一次，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我被母亲的一个耳光打晕过去，这种体验不能不令人印象深刻。后来上初中的时候，外婆给我讲起这事，我还有印象，经她再复述，印象深刻到现在不能忘。当时在院子里被打倒后，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母亲以为我是在装给她看，转身走了。外婆赶过去掐我的人中，哭天抢地了一番，我又活了过来。那天，外婆一边讲，一边泪眼婆娑，对我说：“你妈确实脾气不好，但她心里苦啊，你不要怪她。。。你要争气，好好读书，你能活到现在不容易。”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六岁。有天放学回来，经过那条干涸的河道，被几个高年级的小孩围住，让我帮他们一个忙。他们知道母亲在供销社上班，也看到我经常在柜台里面玩，所以请我帮他们从柜台里偷些东西，我不干，他们不肯善罢，于是扭打到一起。我很快就被放倒在河道的沙坑里，几个人按住我的手脚，嘴里被他们灌满沙子，一个小孩骑在我身上，一下下抽打我的脸，一边抽一边问：“你干不干？你干不干？”我一声不吭，只瞪着那个打我的小孩，直瞪得他心发毛，手发软，慢慢从我身上下来。我身体稍一自由，便扑到他身上，手撕嘴咬，几个人惊慌失措，一边骂我是狗，一边远远的跑开。这几个高年级同学并不知道，他们这一套放在其他同学身上或许有效，但对我没用。因为此时我的挨打经验已经相当之丰富，而他们出手跟我妈比起来，太过绵软，气势上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简直毫无威慑力。这天晚上回家，我衣衫破烂，脸上带着伤痕，母亲对此早已习以为常，问都懒得问，按惯例又劈头盖脸的招呼了我一顿。

几天后，公社放露天电影，母亲抱着妹妹，带着我，还有外婆一起去看。到了公社的空地上，我一眼看到那天骑在我身上的小孩坐在人群中，三言两语跟母亲说明了情况，母亲把妹妹交给外婆，拉着我的手走到那群人面前，指着我，对那个小孩说：“是你打的他？”小孩呆住，惊恐找身边的大人，他身后的大人正要发问，母亲疾步上前，只一个耳光，便将那小孩掀翻在地。我扑上去伸腿踢了小孩两脚，这才被回过神的人们抱住。当时，小孩的父母也在，公社的露天影院顿时发生了小小骚乱，双方熟识的人纷纷过来劝和。母亲被人拉住，仍然不善罢甘休，手指着小孩的父母便骂，对方被骂得张口结舌，毫无招架之力，我仰视着身边的母亲，很是洋洋得意。

这件事后来被母亲多次在亲友中提及，因为这是我幼时为数不多的光彩事迹之一，听的多了，也加深了我的印象。听者皆竖起大拇指，夸赞我母亲教育有方，我小小年纪不但知道礼义廉耻，还竟然做到威武不能屈。这些人夸得有些道理，母亲确实非常注重素质教育，偷东西是她最痛恨的行为之一，但至于教育有方，恐怕值得商榷。这些人不知道，我不肯偷，跟我的道德观念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过了没多久，我就在柜台里拿了一把塑料手枪，手枪是红色的，可以将小石子塞进枪管，用皮筋弹出去。手枪当晚就被母亲发现，我因为自己的不够缜密付出了惨重代价。后来我想过，若是那几个同学当时不是打我，而是和颜悦色的商量，事情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至少后来，他们不必在学校看见我就远远绕开。

5．

我的裁缝父亲常用的工具是缝纫机、剪刀和尺子，三样东西在家里也有一套。家乡盛产竹，尺子是用竹制成，一尺长，三指宽，父亲左手持竹尺在布料上比划，右手拿着划粉留下标记，然后用剪刀裁剪。我喜欢看他用尺子，娴熟轻盈，似乎漫不经心却又无比精准。母亲有时候也用到这把尺子，但她不是用来裁剪。

能让六岁的我畏惧的东西，其实不多。譬如笤帚，看起来吓人，却是虚有其表，打在身上不怎么疼。还有洗衣用的棒槌，足有我的大腿粗，但只要懂得绷紧屁股，被抡个十几二十下也不会影响走路。还比如晾衣服的竹叉，也就那么回事...总之，一切粗大的物体都不好使，除非打人者想使对方伤筋动骨，否则都是虚张声势，不足为惧。而有些柔韧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比如皮带，比如湿毛巾，还比如尺子。这种物体的好处是即便发大力，也不具穿透性，只会到皮肉，并不及筋骨。而同时，这些物体若使用得当，发力可达梢节，能以较小的接触面给神经带来最大痛楚。而我母亲，懂得击打的艺术。

皮带母亲不常用，我得感谢父亲，因为他经常工作到很晚才回来。湿毛巾比较费事，母亲在生气后，显然没有太多耐性。所以，那把尺子成了我的噩梦。每当母亲举起尺子，我一般会用最快速度找到棒槌或笤帚，求她换一下工具，她有时也会换。有好几把尺子被我在上学的时候偷偷带走，找个僻静地方，搬石头将它砸断。后来，新的尺子就只在它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母亲手里。

母亲生平最厌恶的是说谎和偷东西，其实这一点，我们母子同心。对我来说，犯这两种错误代价太大。说谎之后，我会一连数日无法正常吃饭，双唇红肿，唾沫里带着血丝。我得承认，没有什么东西比用尺子打嘴唇更严丝合缝了。偷东西之后，则是我的双手好几天无法正常使用，当摊着双手举高，尺子带着弧线下落，那清脆的“啪”也只能是竹尺才能发出。

总是不长记性，所以我还是经常说谎，能记得的谎话是对母亲说没有家庭作业，放下书包就去玩。说了太多谎，其它已经想不起来。而关于偷东西，其实我生平只偷过一次，至少，我自己只承认这一次，因为关于偷的概念，我和母亲有着较大分歧，我认为，拿外面的东西才是偷，拿家里的东西只是拿。母亲认为，只要是不告而取，无论家里外面，都是偷。母亲在打我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打的触及你的灵魂。”这是原话，不是我随机的创作，在我的家乡，触的发音不是chu，而是zu，降调，第四声，这个音调可以咬牙切齿的用喉音发出来。母亲想通过我的肉体直接警告灵魂，她的美好愿望实现的次数并不多。但那次拿塑料手枪后，确实让我体会到了灵魂的战栗。虽然都是母亲说的偷的范畴，但这一次，我知道了，对家里的东西和外面的东西不告而取，结果都是挨打，但被打的轻重以及被打的时长，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只这一次，让我不敢再对不属于我家的东西心生贪恋。

当然，挨打的原因远不止这两项，譬如吃饭吧唧嘴，可能眉棱就会挨一筷子。比如趴着写作业或看书，后脑勺会被爆。还例如说了脏字，马上就会得到一嘴巴。有时候，也不是毫无征兆的马上挨打，晚上，母亲会让我跪在搓衣板上反省，反省白天做错了什么。这种情况比较伤脑筋，可能是长辈进屋我未起立，可能是吃饭时长辈未离席而我吃完就跑了，也可能是对年长的人说“你”而不是“您”，甚至可能是某一句话不得体……总之，很伤脑筋，而伤完脑筋后还是要挨打。也有时候，不是跪在搓衣板上反省，是关小黑屋。而关小黑屋，也不见得是犯了错误，也有可能母亲要外出，不能带着我。

母亲上班的供销社对面是个大院，大院一边是食品加工厂，中间是空地，另一面是一溜平房。我们家占据了平房的三间，其中一间比较小，用来堆杂物。夏天的竹床、竹躺椅、蜂窝煤这些都在里面，小房间没窗没灯，杂物堆得很满，大白天进去关上门也是漆黑一片。小房间隔壁是五保户张奶奶，我被关进去后，会一边捶墙，一边高喊“张奶奶救我。”有时候张奶奶会来救我，有时候她不来，喊得累了，我也就躺地上睡了。

6．

6岁的时候，家里有了第一台彩电。整个镇上，没有几台电视机，我家这台更是唯一的彩色电视。母亲身体不好，常年休病假，即便正常上班，也难以积蓄这样的财力。彩电是父亲抱回家的，而此时的他，已不是个小裁缝。

父亲有五兄妹，他排行老二。父亲的哥哥，我的大伯，是个兽医，在城里的畜牧站工作。四人帮被打倒后，大伯为贴补家用，用空闲时间养了几头猪。几年后，大家发现，大伯养的猪总是比别人家的猪长得快，很多人上门来取经。大伯是党员，不藏私，干脆写了几本关于养猪的小册子，自己掏钱油印了散发。某天，一本小册子落到了一个大领导手里，这位领导正在犯愁，改革开放好几年了，他的治下还是没有先进典型。领导看了小册子后，让人把大伯找去聊了半天。大伯走后，大领导一拍大腿，下令说：就把刚才的那个技术员搞成典型，一定要让他当本市第一个“万元户。”在组织关怀下，大伯从一个普通技术员成了“万元户”，开始迎来各路领导视察，接受四方群众的朝拜。大伯每天要照顾数百头猪的吃喝拉撒，还得迎来送往，虽是雇了些人，仍疲于应对，此时，他想到了那个少年老成，头脑聪敏的裁缝弟弟。

大哥召唤，小弟当义不容辞。裁缝父亲将裁缝店托付给徒弟们，骑着自行车去了二十公里外的县城。此后，父亲披星戴月，不分寒暑的两地奔波。不过没多久，他的自行车就被嘉陵摩托取代。夜晚的小镇很安静，我躺在床上，能听到摩托车声由远及近，直到家门前。彩电就是父亲用摩托运回来的，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又搬回来一套唱片机。唱片机声音很大，有两个大喇叭，父亲回家总是很晚，他没有机会听。母亲偶尔会打开留声机，邓丽君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

我对两个大喇叭很好奇，有一天，发现其中有一个喇叭的机箱后盖可以打开。我打开后，在喇叭的后面发现了一块硕大的圆形吸铁石。等到有一天母亲不在，我把喇叭拖到院子里，用大石头将吸铁石砸了下来，再将机箱盖回去。吸铁石让我在学校风光了很多天，母亲发现时，我手里的吸铁石只剩下了手指大一块。

大喇叭或许贵重，但仍不算大件事。供销社后面是个院子，院子里有一排高大的红瓦房，房子的窗棱上镶着手指粗的钢筋。房子的门很大很厚重，漆着鲜艳的红色油漆，大门上挂着超大的黑色铁锁。红砖墙面上用黑色油漆写着几个大字“仓库重地”，“重”这个字又画了个大大圆圈。母亲有时候会和她的同事进去搬东西，我凑过去看，想溜进门时总是被母亲凌厉的眼神制止。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没事就绕着仓库转悠。终于有一天，在红瓦房的背后，我看到一个大铁窗最上面的小窗少了两截钢筋。一个盛夏午后，大家都在打瞌睡，我找来两个小子，齐心合力爬上大窗台。我立在窗台上，敲碎了最上面那个小窗的玻璃，打开窗子，顺着钢筋留下的缝隙钻了进去，另外一个小子也钻进来，还有一个小胖子死活进不去，只好趴在窗台上看。我还记得那天进去后，看到了一摞摞的白色蚊帐贴墙堆放，堆得很高，直到房顶。但我已经不记得当时为何要用火柴点蚊帐。火苗并不横向蔓延，而是顺着整齐码放的蚊帐一下窜上去……父亲的裁缝店有个年轻人，是个罗锅，我管他叫新子叔。新子叔和他的师兄妹们花了很长时间去补那些未被烧毁的蚊帐，我坐在裁缝店里看一台台缝纫机马不停蹄，裁缝店里白花花的一片，我满身淤青，站不起来，只能坐着或躺着看他们工作。新子叔过来喂我喝水，他说：“你小子八字太硬了。”

过了很多年，母亲第一次见到她的未来儿媳，两人促膝闲聊，母亲说：“别人都说我不该打他，你说说看，遇到那些事不打能怎么办？一个六岁的小孩，敢拆家里的东西，敢在外面放火，简直无天无法。他恨不得把看到的东西都拆了，要不是我把电视机放的高，他也能搞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不是不跟他讲道理，问题是唾沫讲干也没得用啊。”女友听了，呵呵笑。我很诚恳的向母亲解释，她是误会了，没拆电视机不是因为她放得高，我曾不止一次踩着桌子上去摆弄。没拆只是我喜欢看电视，而拆喇叭，是因为不喜欢邓丽君的声音。想了想，又对母亲说：“对这样的小孩，以我现在的智商，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我觉得您打的对，这种小畜生就是欠揍。”

又过了几年，在身处最顺的顺境时，我借高利贷，挪用公款，再压上全副身家在期货市场赌了一把。不久后，一个朋友暴跳如雷，张牙舞爪的对穷途末路的我吼道：“你简直丧心病狂，我完全不能理解，你说说看，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干？”我看着这个一向冷静的朋友，歪在他家的沙发上，默默的听。但是我心里，并不觉得这事难以理解，在我看来，一个六岁孩子放火烧仓库，可能才真是不好理解。

7.

大伯长于技术，父亲善于经营，猪越养越多。大伯被选为省代表去日本考察，回来后，政府将一块废弃的军用机场划给了他们，又给了他们贷款，兄弟俩盖起连片的猪圈。这年我8岁，我们全家搬到城里，母亲将组织关系也转到县城的供销社，还是做售货员。

父亲的养猪场边上，有几栋破旧的房子，房子很大，我们全家住在其中的一间。机场在郊区，离县城很远，甚至要穿过一片坟地。我曾独自步行回家，中间迷了路，走到半夜才找回去。通常，母亲会在下班后先去幼儿园，接上妹妹，然后再去学校接我。她骑一辆二八载重自行车，妹妹坐在前面的横梁上，母亲骑上车稳住后，我再窜上后座。母亲车技不错，我瘦小且身手敏捷，上车时，车很稳，晃都不晃一下。

虽然父亲的工作地点就在家门口，但他还是很晚才回家。母亲回来后先做饭，我去叫父亲吃饭，他吃完后一抹嘴又去了猪场。母亲收拾碗筷后，通常会先揍我一顿，如果当天我运气好，或者她太累，揍我这个步骤可能省略，直接过渡到从井里打水洗衣服。她有严重洁癖，内衣必须一天一换，外套最多两天。她有个特制的大木盆，每天晚上，她将搓衣板架在大木盆上，气势磅礴的刷洗衣物。我要么是跪在一边看，要么躺床上听着唰唰声入眠。早上起来，母亲蹬着自行车送我们兄妹去学校和幼儿园，自己再去上班。上班时，母亲大多时间都是站着。这期间，她吃心脏病药的同时，开始往关节上贴膏药。

冬天风很大，路面坎坷不平，下雪后路又滑，我们经常连人带车翻到在路上。有一天，翻了好几次之后，妹妹哭了，母亲没去哄妹妹，也没有扶起自行车，坐在路边发呆，妹妹被这反常的情况吓住，忘了哭。我扶起自行车，拉着妹妹的手，同她一起呆呆的看母亲，一家三口就这样在荒郊野外的寒风中定格了很久。而这个画面，如刀劈斧砍一般印在了我记忆深处。在后来很多年，当我在冬天的早上留恋温暖的被窝，不愿起床去跑步的时候，这一幕总是会在眼前闪现。

8.

母亲也是五兄妹，跟父亲一样，她也是排行老二。他们五兄妹中，排行第四的是三姨。三姨也很漂亮，也是乌黑油亮的大辫子，跟她姐姐一样，三姨有凌厉的眼神，还有强大的气场。当她穿行在校园，目不斜视的走过走廊，学生无论在干什么，都会不由自主的停下来，畏畏缩缩立正，恭敬的说：“老师好”。这种待遇，似乎这个学校的校长也不曾享受。我随父母回到城里后，被安排进三姨执教的学校，当看到这个年轻漂亮的老师走过来，我也跟同学一起立正，对她大声喊：“三姨好。”三姨冲其他同学点点头，然后走到我面前，伸出右手拧住我的耳朵，把我拖进她的办公室。

刚进小学时，老师们对我还算循循善诱，基本动口不动手。实在不耐烦，就把我带到三姨办公室。三姨多年荣任优秀教师称号，这名数学老师严厉严谨的作风也无愧于这个称号。三姨虽然严厉，却从不体罚学生，可是当我出现后，老师们发现，他们这位年轻的女同事对学生亲疏有别，她对外甥有着另外一套教育方式。

三姨与母亲的教育方式性质一样，形式却有区别。母亲是大开大合，善于利用手边的各种工具，造成酣畅淋漓的效果。三姨的体罚艺术则基本集中在一双手上，她最喜欢的是拧耳朵，揪头发。其次是右手握拳，中指凸起，敲击我的脑袋或后背。其他老师见了，起初还劝阻，待习以为常之后，他们开始模仿。他们模仿的后果是宿舍玻璃经常被击碎，那时，我已会自制弹弓。女老师的茶杯里有时候会多一只癞蛤蟆，或在桌子里发现一条水蛇。学校前面就有几个大水塘，我甚至不必刻意去抓，课间去走一趟，随手就能捡来一些。三姨的毫无顾忌让其他老师心里很踏实，毕竟体罚学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如果是学生亲属自己要求，甚至作为表率亲自执行过，这事就不太一样了。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这时如果能找来个人给上两耳光，对有些人来说是件愉快的事情。而且，不但没有不良后果，还可以披上“恨铁不成钢”的漂亮外衣。我的作业写错，上课脱鞋，不专心听讲…这些，都是事关道德前途的大件事，他们身为我三姨的同事，当然有义务对我额外照顾些。

有时候，三姨会等母亲来接我。母亲让我一边呆着去，然后与三姨耳语，母亲一边听，一边铁青着脸看我。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意味着父亲当晚会回来的更晚。从小到大，只要母亲动手，父亲即便在场，也会退开。

过了一年，供销社分给了母亲住房，我们再次搬家。家在城里，此后，母亲不用再送我上学。三姨不用再等母亲，她会安排我的班长和学习委员送我回家，我中途甩开这两个小姑娘也没用，她们知道我家，如果母亲没下班，这两个尽责的班干部甚至会去供销社找到母亲，完成她们传话的使命。有一天，我随她们俩回家，她们背诵完我在学校的劣迹后，转身走了，母亲关上门，我刚刚跪下，又响起敲门声，打开门后，那个又胖又白的学习委员站在门外，对母亲说：“阿姨，学校里老师打过他了，求您别再打他了。”只这一句，我再没揪过她头发。只这一句，我终生铭记。

9.

供销社分的房子是筒子楼，住的都是母亲的同事。他们经常来我家串门，说家长里短，也说单位的人事纷争。母亲放下手里的家务，泡上茶，极其有耐心的静听，并不插话，只在对方叙述不清时说上几句，将对方从枝蔓横生的岔路上带回来。通常对方的事情越复杂，母亲在听完后的长篇大论就越精彩，可谓条分缕析，于轻重缓急拿捏的恰到好处。最后给出的建议也往往富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经常会有人执行母亲的建议，且在执行过程中继续向母亲汇报，听取她的进一步建议。

他们说的事我不是都能听懂，但我总是赖在一边听。有时，母亲说：“大人说话，你一边去。”但并不是十分严厉，有时候也不赶我走。待她同事走后，我察言观色，若她心情不错，我会向她请教，问她为何会有那些结论和建议。母亲会分析给我听，她心情越好分析的就越详细。有时候也不耐烦，让我自己想。过几天，我想通了向她汇报，若是对了，她也不夸，冷着脸随便应付几句。

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不经常走动的亲戚。落座后，双方开始寒暄，母亲说起父亲最近生意不太顺，外面的账结不回来，又添了若干计划外支出，以至于我们最近的伙食都差了很多。她边说边看我，我张口便对亲戚说：“我家好久都不吃肉了，我欠肉欠的要死。”母亲看我一眼，回头跟亲戚接着聊，母亲话题的中心始终围绕在手头如何拮据，那架势，似乎就要向对方开口借钱了。我大惑不解，我虽然不知道家里是否缺钱，但我能肯定家里肯定不缺肉，因为我几乎顿顿有肉吃。聊到最后，这位亲戚才说明来意，他居然开口找母亲借钱，而且是不小的一笔。我马上明白了母亲前面那些话的用意，心中对她料敌机先的洞察力赞叹不已，待亲戚走后，我迫不及待向母亲请教。

我理解母亲为何不借钱给亲戚，因为她说过“救急不救穷”。母亲认为，贫穷必有缘由，多是懒惰造成，这样的人不值得同情，轻易借钱不但会加剧这种懒惰，而且借出去的钱很可能收不回来。而这个亲戚名声不佳，正是母亲说的好逸恶劳那一类。让我好奇的是，母亲如何看出来这位亲戚肯定会借钱。母亲那天心情不错，给我分析了一番。其实很简单，不经常走动，突然来访，必有所图。对各种图谋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后，在看似闲聊的谈话中预先埋下伏笔，在对方图穷匕见时就能掌握主动。母亲说，她埋下了两处伏笔，一是对方借钱，二是对方想去父亲那里工作，无论是哪一条，她都会化解的让双方不失面子。

以超常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对事物的各种可能性作出预判，提前拟定应对计划，从而使自己掌握主动。母亲在一些棘手问题上表现出的强大，在后面很多年里让我叹为观止。记忆中，我只记得她的亲友、同学、同事不断向她讨教，请她出谋划策。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全无主见，需要彷徨的找别人讨主意。

10.

母亲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连续很多年。供销社年底盘存，她的柜组能分毫不差，每一年都有其它柜组的同事请她帮忙盘存。我看过她做的账册，每一个字一丝不苟，每个阿拉伯数字整整齐齐。除了公帐，她还有私账，一颗白菜几分钱的支出，她都要记账，到了年底，她会计算收支，同样毫厘不爽。我在婚后，母亲不远千里带来几本账册给我和妻子看，发黄的账本让妻子深受教育，弄来一款财务软件，学着每天记账。只是，实行了不到两月，便不了了之。

对于钱，母亲有着极强的计划性，而且节省。 五年级时，我十岁，单位又分了母亲一套两居室。搬家后，家里马上添了冰箱、洗衣机，还有时髦的组合家具。那一年，我被选为代表，在“六一”表演相声，临上场时，班主任指着我膝盖上的大补丁，对我说：“你赶紧回家换条裤子。”我跑回家，居然找不到一条没有补丁的裤子。然而此时，我家显然不穷，甚至算富庶。父母经常周济亲朋好友，送东西送钱。遇到婚丧嫁娶，他们豪爽大方得很。我不仅天天吃肉，而且我和妹妹顿顿都得被逼着喝“太阳神”以及其它一些难咽的补品。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吃的不少，打的不饶。”意思是该打我的时候绝不手软，该吃还是让我吃饱，而且吃好。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识了一些字后，我就有了阅读强迫症，除了学校发的书我不喜欢看，对其它任何文字，我都有强烈好奇心。县城里有个书摊，摆的全是连环画，一分钱看一本。周末的时候，早上我找母亲讨上一毛钱，拿去给那个看摊的老头，就可以一直看到他晚上收摊。而对于看书，母亲表现的也格外爽快。二三年级要钱看连环画，四五年级我开始要钱买书，《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几乎每期都买。五年级时，同桌女同学偷了一本他父亲的《神雕侠侣》给我看，是第二集，这没有开头的故事看的我毛发直立，有了武侠小说的概念。这时，在阅读方面，母亲才站到了我的对立面，坚决不允许看武侠，要钱去买更是痴心妄想。

11.

读完五年级，正逢上小学改制，由五年改为六年。新学期，我在六年级读了一个月多月，就被母亲带到中学，直接上了初一。

小学五年，我基本没认真听讲，到了四五年级，再也不做家庭作业，老师们实在没办法，默许了我不交作业的特殊性。我在期末考试前临时抱佛脚，加上考试时敢于作弊，每学期下来，成绩还算勉强，成绩单不至于太难看。到初中后，拉下了一个多月的课，在课堂上我听的很吃力。分快慢班时，被理所当然的分到慢班。

慢班的班主任姓罗，罗主任是个中年男人，不但心机深沉，出手也狠辣。打人的老师我见过不少，打女同学的女老师我也见过几个。但罗主任是我生平仅见的打女同学的男老师，他不但将女同学打到在地，还敢于用尖头皮鞋去踩踏已经倒在地上的女学生。这个时期，我的上唇出现细密的绒毛，喉结逐渐突出，也许是那些营养品起了作用，身体开始野蛮的横向生长。与生理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心理变化，罗老师当众一个巴掌扇过之后，让我双颊发烫的是那些女同学的眼神。每天晚上，母亲劈头盖脸的打击，我仍不敢还手。但在母亲喝骂时，我不再是顶嘴，而是回骂。当母亲说“滚”的时候，我敢于走出家门。有时半夜回家，门虚掩着。有时回来，门紧闭，我也不敲门，就躺倒在楼道里。我开始感到一种屈辱堵塞在胸际，自尊的种子在心中发芽，时间升起，那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终于化身为叛逆少年。

对我来说，整个初中时代是不想回首的血泪史。我流血，我那可怜的妹妹流泪。这段时间，母亲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她的脾气越来越糟，我们兄妹经常在半夜被母亲的咆哮惊醒。醒来后会发现父亲在客厅呆坐，有时候母亲会从卧室赶到客厅继续骂，父亲沉默着一言不发。在母亲向父亲动手时，父亲也不还手，只是推开母亲走出家门。这种情况下，父亲出门后只去外婆家，有时候外婆会领着父亲回来，有时候外婆在第二天来我家。

这段时间，我犯任何错误，无论大小，都可能付出流血的代价。如果在与母亲对峙的过程中引起母亲心脏病发，那么，今后的数天里，两个舅舅会一起登门找我。这时候，母亲会离开家。母亲的大哥年轻时是叱咤街头的好汉，身形伟岸，长得器宇轩昂。母亲的弟弟是退伍军人，英俊匀称，满脸彪悍气。有时候他们登门后甚至让我先做饭，他们酒足饭饱后反锁上门，让我自己脱下全身衣物，拿绳子将我绑起，然后从腰间抽出皮带……

12.

我在读初三时，大伯和父亲的生意达到了辉煌顶峰。但人之际遇，总是顺逆相生福祸为伴。那一年，一场罕见洪水袭来，冲垮了猪圈，损失猪上千，鸡数万，然后又是一场猪瘟，政府出动部队来帮助善后，以免瘟疫扩散。即便遭受如此损失，对他们来说，也不算伤筋动骨，仍然按计划开始一项土木工程。此时，县城升级为市，他们兄弟在市内圈下一块四千多平的土地，在临着马路的一边盖楼，楼房设计为五层，占地面积达千余平，楼后的三千平米将修成一个大院和一些仓库。楼用来自住，只两个单元，我们家和大伯家每家一个单元。父亲将全副精力投入到了这项工程中，有时甚至住在工地。

楼房地基打下不久，大伯唯一的儿子，我的表哥，当地有名的纨绔子弟，在一个深夜，一场酒后，驾着他的豪华摩托车撞在护栏上当场毙命。大伯数日间苍老，父亲愈发沉默。我上高中后，大楼历时一年即将竣工，一个民工在某天中午从五楼掉下来，也是当场毙命。正当大家犹豫是否要搬进这栋看似不详的大楼时，父亲突然病倒，送市医院检查后，大家不能接受结果，又带着父亲去省城，再去北京，最终的诊断一致，是肝癌晚期。

半年后，我念完高一，在家度过那个漫长的暑假。母亲、大伯还有其他亲友全部停下工作，围绕父亲尽最后的人事。此时我才知道我家有钱，数目之大，远超我的想象，我看着母亲和大伯划拨出一笔笔钱给亲戚，请他们奔赴全国各地购买特效药。连我都已经知道这些药挽救不了父亲，但这种看似缺乏理性的支出，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的质疑和反对。几乎每天都有我不认识的人来看望父亲，有些人从外省来，甚至母亲和大伯也不认识，我也是此时才知道，父亲牵扯的人事也超出了我的想象。一天，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人来医院，操着四川话，这又是个陌生人。他拉着父亲的手，先是在病床前无语凝噎，后来嚎啕大哭，父亲戴着氧气罩，已经说不出话，只在喉间发出低沉浑浊的声音。哭完了，中年人抱了父亲一下，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然后将一个蛇皮口袋交给母亲，转身便走。母亲打开口袋，里面是成捆的钞票，待大家回过神，出去追时，中年人已无踪迹，迄今为止，母亲仍然不知道这五万元的来历。又有一天，一家三口进了病房，根本不与大家打招呼，直奔到父亲床前齐齐跪倒，他们泪流满面的不停磕头，母亲过去拉起他们，年轻的夫妻站起来，素不相识的三人抱在一起大哭。母亲要去拉起那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被她父母拦住，对母亲说：“让他磕，磕死他也应该……”。直到现在，我和母亲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小孩磕死也应该。

高二新学期，开课没几天，我被叫到医院。9月8日凌晨一点多，医生说：“你们自己决定吧。”此时，母亲已经躺在另外一个房间的病床上，满屋的亲友都看向我，我将大家请出病房，关上门在父亲身边坐下。床上的父亲，肋骨历历可数，他的体重只剩下六十多斤，不足健康时的一半，房间很静，我能听到他的呼气，却已经很难听出吸气。我坐了一会，擦干泪，又替父亲擦干泪，轻轻拿下了氧气面罩。我握着父亲的手，探到那若有似无的脉搏，时间之沙在此时放缓了速度，随着父亲的心跳一粒一粒往下漏。我枕着父亲的手趴在床上，慢慢感到了那只手的冰冷僵硬，起身看时，父亲眼眶仍满是眼泪，却已经没有了呼吸。

9月9日凌晨，我独自一人坐在病房，看着这个42岁的男人，觉得生命充满了讽刺。他或许不是个好父亲，对我来说，他几乎是个模糊的存在。但他是个好丈夫，从不与性情暴躁的妻子争吵，他以一己之力使家人衣食无忧。他还是个好儿子，好女婿，他是众人眼中孝道的楷模，他在为人父之后仍然给自己的老父亲洗脚。他更是个好兄弟，荣誉和利益面前，兄长总是第一位。他是良心大于利润的商人，他从不赚农民的钱，大多半卖半送。他甚至是好邻居，是好朋友。。。一个人在世间，总是要以不同的身份承担不同的责任。这个一生惜语如金的男人，以他身处的环境而言，他的大多数身份都堪称完美。只是，在如此多的身份中，我一直看不清他自己。

他总是白衬衣黑长裤，黑色和蓝色中山装，冬天时套上一件呢子大衣。他的衣橱很空，虽然他是个手艺精湛的裁缝。他几乎不吃肉，生平最爱的是豆瓣酱，小小一碟，他可以吃掉两大碗冷饭。他不抽烟，滴酒不沾，甚至不喝茶。逢年过节亲友们聚在一起打麻将，他只在旁边看。直到病倒，我才知道他竟然会下象棋，而且棋力不弱。这之前，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爱好和消遣。他说话很慢，从不说脏字，他走路很慢，从未见他恼怒急躁。他总是面目沉静，偶尔回家早，吃完饭，他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但我发现，他从来不换频道，他看似盯着屏幕的双眼似乎穿破墙壁，望向了无人的孤寂虚空。他没有喜好，没有性格，没有自己，几乎无欲无求。他似乎是为各种责任而生，为他人而活。他曾说，要提前退休，他说他走了那么多地方，没能让母亲看到，他要带着母亲到处看看。可是，母亲再也等不到那一天。这个男人半生为家人积累的财富，只用了半年，就被他自己消耗殆尽，我甚至怀疑，这些财富到底是延续了他的生命，还是加深了他的痛苦。我对生命的怀疑来自那个凌晨，如果一个人活着的意义是为他人，那群体的意义又是什么？

父亲被安葬在他出生的小镇。出殡那天，灵车驶过小镇，很多人在家门口烧纸钱，有老人，有孩童，他们跪在路边，长街上哭声一片。坟丘在一座小山的竹林旁，小山上漫山遍野的人，鞭炮的硝烟遮盖了天空。母亲没有为父亲送行，她仍在医院。

父亲去世后，母亲再不曾有一指加于我身。不变的是她

依然强横，甚至强悍。

这之后很多年里，我与母亲的关系从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她所想的不是我所要的，虽然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

13.

2003年，大舅去东北公干，特地到北京看我。他说呆一天就走，我说我正好放假。他喜欢美食，我拉着他一顿换一个地方。他喜欢喝酒，我每顿奉上一瓶五粮液。他说在外面吃饭太破费，我去超市买菜跟他一起下厨。

临行的前一天，我们在家做饭吃。爷俩干掉了整整一瓶，看他意犹未尽，我又开了一瓶，他连干了两杯，突然问我：“你记恨我们吗？”我突然醒悟到这几天他心事重重的缘由，瞬间明白，他此行其实只为问这一句话。我知道，他说的“我们”指的是我母亲还有他和小舅。我相信，在将我打得遍体鳞伤之后，他和小舅曾经心中不安，狠厉只是表象，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我以为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他们早已忘记，我以为，我这些天特地请假陪他，格外的殷勤，他能看出我心中所想，他能放下。但我错了，有时候，时间越长，那个结会系的越紧。我沉默了很长时间，舅舅喝着闷酒，再也不发一言。

想了很久，我斟满一杯，碰了舅舅的酒杯一下，一饮而尽，对他说：“舅舅，我谁都不记恨。您和小舅还有我妈打我，这种教育方式可能错误，但是这些年，这些错误对我没有形成任何不良影响。我身体没有受损，我心理也正常。而我妈和你们教给我的东西，我却至今受益。”我为自己再斟满，再碰他酒杯一下，仰头一口吞下，接着说：“我妈身体不好，我经常让她心脏病发，您和小舅是他的兄弟，兄弟心疼自己的妹妹和姐姐天经地义，若是我妹妹被欺负，哪怕是她的儿子，我一样下狠手。”大舅听了我这番话，直起身体，问道：“既然这样，你来北京三四年了，为何从不回家。”

我对大舅说，其实，我回去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2001年。

母亲工作的供销社被私人承包，承包的条件之一是不得解雇员工。承包人姓熊，因为排行老七，人称熊老七。此人很有能力，在当地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我母亲成了他的员工。他在承包后，将供销社改为电器行，很是赚了一笔。后来他想扩大经营，四处融资，也找到我母亲，承诺比银行更高的利息，母亲借了一笔钱给他。熊老七生意日渐做大，以前的两个毛病也随之放大，他一是好赌，二是好玩女人。有一天，债主上了门，将电器行柜台砸的稀烂，电器一抢而空。母亲他们这才知道，老七因为赌，已经欠下巨款。母亲让熊老七还钱，他一副无赖嘴脸。母亲一纸诉状告倒了他。老七虽在法院疏通关系，奈何母亲朋友也不少。熊老七被法院强制执行，勒令还钱。然而令母亲没想到的是，老七居然早已经离婚，他唯一的一栋房子给了他前妻。母亲直闯法院院长办公室，未果，再闯市委，市委领导批示，此事特办。但是，老七名下已无财产，法院也奈何不了他。只能隔段时间叫去训话，再关上几天。此事的前因后果母亲都在电话里跟我说完以后，我劝她算了，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再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父亲刚去世那段时间，已经不缺钱。但好强的母亲不甘心，她对我说：“没钱是没钱的说法，可是他那副嘴脸我实在不能忍受。”我问母亲，老七是什么嘴脸，母亲却不告诉我。

后来，老七在当地消失，传说和二奶去了深圳。法院也找不到他，突然有一天，母亲打电话给我，说是听说老七回了家，但她找不到在什么地方，母亲想让我请当地的朋友找老七。母亲说：“这次找到，我要扒了他的皮。”我在千里之外听到，背上一阵凉意。

次日，我回到家乡。没回家，直接去找朋友。费了一番周折，打听到老七的落脚点，蹲守了两天，亲眼看到他和二奶进了租住的房子。我破门而入，将老七带到母亲面前。母亲情绪很激动，厉声喝斥，老七一副惫懒模样，居然与母亲顶嘴，让母亲说话小心，我看到母亲扶着胸口扶着椅子慢慢坐下。我给母亲倒了杯水，抄起一把椅子砸在老七身上，老七一个踉跄，我上去几拳把他打倒在地。

那天，我不顾老七的推辞，执意送他出去，我在大街上给了他一根烟，给他点上后对他说：“没有钱，你也得每月给我妈打电话报到。你会跑，我没本事去找你，但我知道你儿子在哪个学校。我就算是在北京不回来，也能让你儿子变成个小残废，你可以不信，咱俩不妨试试。”我上楼回到家里，母亲脸色已经平缓，动手给我做饭。我太了解她，钱对她不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一口气更重要。第二天，我就回了北京。老七也算是条好汉，在深圳从小商铺开始做，没几年，不但还了母亲钱，居然将其它欠款也还的差不多了。

第二次是2002年。

高考成绩下来，妹妹差了3分，母亲心急如焚。这是妹妹第二次参加高考，第一次她紧张到病倒。好笑的是，在她就读的高中，那个升学率90%以上的高中，妹妹的成绩从来都是前十名。她从小都是乖女儿，也是好学生，不只是高中成绩出众，她在上学后就没落下过前十名。基本功扎实的她，有个致命缺点，就是心理素质极差，越到大型考试，发挥越失常。这与环境有关，她从小就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长大，母亲虽然从来不打她，但她只要看到我和母亲对峙，就会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在母亲的暴烈脾气下，她和我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方式，造就了我们兄妹迥异的性格。我和母亲一样清楚，妹妹是在什么样的压力之下复读了高三，再读再考，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退而求其次，选择那些破烂学校，对妹妹来说，无疑是另外一种命运。关于这一点，此时的我，比母亲更清楚。

母亲到处托关系，得知一个前同事的哥哥认识那所学校的党委书记。听到这个消息，我在第二天回了家，与母亲商量一宿之后，我独自去了省城的学校。在学校打听到党委书记的家，晚上，我敲响那扇门。门并不尽开，我用思索一整天的简短话语获得进屋的礼遇。书记听完我的诉说，又看了妹妹历年的成绩单，仍是一言不发。我拿出一个纸袋，将现金拿了出来放在茶几上。书记看了一眼，帮我收起，然后客气却又坚决的将我请出了他的家门。次日凌晨，书记打开门，我在地上站起来，他看我一眼，让我进屋，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我。然后拍拍我的肩，说：“小伙子，你很好，不过呢，有些事，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后来，妹妹听了我和母亲的指令，逢年过节都会去书记家，送去一些礼物，一直坚持到她硕士毕业。对这些不值钱的礼物，书记却收了。

我对舅舅说，其实第三次，就是几个月前。

父亲去世后，有人给母亲介绍对象，多年不断，均被母亲断然拒绝。然而就在几个月前，母亲说，有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教师，刚刚退休。她说，跟那个教师见过多次了，也跟他的儿女们一起吃过饭，她自己感觉还行。我对母亲说：“还行？你儿子至今也没得到一句还行的评价。”母亲说：“吃了人家那么多顿，我想回请一顿，但是让人到家里来，又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听到这里，我明白了她的真正的意思。如果她真觉得不合适，她根本不会跟人说，哪怕是她儿子。如此说法，只是母亲一贯的语言风格，在拿捏不准对方的态度时，不要暴露自己的意图，最好是引诱对方自己说出来。于是，我干脆的对母亲说：“您请他吧，我明天回家吃午饭。”

第二天，我拎着给大小包裹回家，跟老教师吃了一顿午饭。临走时，我对母亲说：“已经向您多次表态了，我和妹妹的立场很明确，第一，赞成您找老伴。第二，您喜欢就行，不用考虑我们的态度。只要您认准了，任何老头子我都可以叫他爸。妹妹可能有点心理障碍，您也不必担心，我可以搞定她。”

大舅听到这里，说：“张老师我们都见过，你妈似乎跟人断了。”我问为什么断，大舅说：“张老师喜欢打麻将，你妈嫌人家没有上进心。我劝过你妈，都一把年纪了，要上进心有么用？哪能个个都跟你爸比？不过，你晓得，你妈不听劝。”我一笑。

大舅回过味来，说：“其实，我想过，你恨我们没关系，只是希望你不要恨你母亲，她太不容易了。今天，听你说这些，我算是放心了，看来是我不了解情况。不过，为什么你妈从来不跟我们说这些？”我对大舅说：“我妈也是您妹妹，她为什么不跟您讲我回去过，您真的不晓得原因？”大舅想了想，又问：“那你为什么只是有事才回去，为什么过年不回去？”

这个问题，我没有回答。

当晚，大舅大醉。

14.

04年，我对女友说：“你也该见见我那传说中的妈了。”女友有些担心，担心不符母亲要求，担心母亲不好伺候。我对她说：“咱们认识三年，你也该知道我跟我妈之间是什么情况了。我跟她之间，很难有普通母子间的亲情，在我看来，她也并不可亲。但是，她是我妈，我们有最亲的血缘。你也都看到了，她有事，我尽力。没事，我不想跟她过多联系。不过，咱两的事算是大事，我得让她知道。咱们逃不过，你总有一天要面对她。但是你不用担心，只是让她知道，我不是要征求她的意见。”

在母亲来北京之前，我给她打电话，说：“我这个女朋友肯定不符合您的标准，不够标致，不会做家务，自己衣服都洗不干净。她做饭很难吃，还有点懒。她不会理财，不懂算计，也没什么上进心…但是，她是我要找的老婆，是我要跟她过一辈子，而不是您。”母亲沉默了很长时间，问我：“听你这么说，她不会照顾人？”我说：“是。她不会照顾人，她没有您能干，您能把一家人的衣食住行照顾的很妥当，而她连自己的衣服都洗不干净。不过，她不会的我都会。这要感谢您，把我逼成了厨子、清洁工、电器修理工…您应该知道，我很会照顾自己。再说了，您认为照顾人是为人妻的标准，我并不这么认为。”隔了半响，又补充了一句：“我不是我爸。”

在去接母亲的路上，我一路不停的向女友强调，请她有心理准备，这是个固执，有极强掌控欲的老太太，从来都只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从不受他人意志而转移。所以，不要与她正面对峙，遇到观念不同的地方，无需反驳，让我来处理。若是觉得受气，朝我发泄便是。女友诺诺连声，说是连高考也没这么紧张过。

我和女友去站台，直接进了车厢。母亲一看到女友，就笑眯眯的一把拉住了她的手，嘘寒问暖，关怀备至，那情景，简直就是慈祥的母亲见到了很久不见的亲生女儿。她俩牵着手往前走，我拖着一堆行李跟在后面，女友回头冲我瞪眼，眼里写满迷惑和不解。当晚临睡前，女友说：“你以前太夸张了，你妈妈很好啊。刚才跟她聊天，她既有耐心又明事理，还很有见解，我都觉得跟她说话有收获呢。”我闻言冷笑，说：“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妈有很多技艺我能完全学会，其中一项，就是演技。”

次日，母亲让我带她去超市买了一堆清洁用品，然后全面接管了我们的房子。她打开所有衣橱，仔细看每一件衣服，按她的标准判断是否清洁，又将她认为暂时无需清理的衣物放回去，按她的标准分门别类。当翻出女友的内衣时，女友绷不住了，连忙阻止母亲，母亲仍是笑眯眯的对女友说话，很耐心的解释衣物不洁对人体的影响，一边说，一边坚定不移的继续查看。我示意女友淡定，拉她去了客厅。衣物整理完，洗衣机开始工作以后，母亲一刻不停，进了厨房，清点每一样物品，拿出纸笔罗列清单，让我照单去采购那些她认为缺乏的东西。

她在厨房清洁了所有她能清洁的物品，然后擦拭每一个角落。女友看着焕然一新的厨房，对我说：“以前我以为你很能干，但现在看起来，跟你妈妈差距还是很大。”母亲在一旁说：“这还不行，今天先整理个大概，回头再慢慢来。”

母亲来之后，她和洗衣机连续几天超负荷工作，每天我们还没起床，她就做好了早点叫我们。晚上我象回到了小时候，在洗衣声中入眠。每天下班回家，女友都会惊叹家里又变了样。有时候，女友实在不好意思要插手帮忙，均会被母亲坚决阻止。又过了几天，我们要在自己家里找东西，必须得问母亲，因为我们已经找不到。母亲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无论什么小物件，她都能随口说出位置。在晚上，母亲被我们按住，让她一起看电视。她都是如坐针毡，似乎浑身不爽。一天，我歪在沙发上，伸手掸烟灰，几片细小的烟灰飘出烟灰缸，落在茶几上。我突然觉得不对劲，偏头发现母亲在看我，她瞪我一眼，又看茶几上的烟灰缸，我不动弹，继续看电视，母亲冷着脸起身，拿块抹布擦掉烟灰，又将整个茶几擦拭了一遍。

差不多一个月之后，母亲这才认为每天八小时的常规时间足以应付家务，这时，她每晚安心看电视，同时接手了遥控器的控制权。母亲喜欢看电视，为了韩剧，她能等到深夜。为了不影响她睡眠，我干脆给她买碟，可是自律的母亲还是只在晚上看，白天，她认为是工作时间。女友以前不太信我的说法，她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整日不停的做家务，认为家务不可能做一天，更不可能每天都做。而如今的事实，强有力的扭转了她这个观念。

有一天晚上，母亲说要跟我商量一件事，看着她和颜悦色的表情，听着她客气的措辞，我的心一下绷紧，问她何事。她说我和女友的卧室的布局不太好，床的位置不对，她想挪动一下。我指着客厅对她说：“客厅，还有厨房卫生间，都按您的意思调整过了，这都无所谓，您想怎么搞都行，不过，卧室是我们睡的，您就不用再操心了。”其实，她要调整床，我也无所谓，问题是女友对这事会怎么想？她虽大度，但人总是有底限的。母亲显然也知道这一点，不然她根本不会用商量的口气。母亲不甘心，继续对床的位置如何不妥进行论述，我坚定的说：“这事没商量。”母亲拉下脸不说话了，女友拉拉我的衣袖，我转头对她说：“我不同意，你也不能帮我妈搬床。”几天后，一个周末，我和女友外出回来。进到卧室，赫然发现，卧室已经乾坤大挪移，床转移了位置。女友连连称奇，到厨房问母亲：“您太厉害了，您一个人怎么搬得动？”母亲淡淡的说：“我请楼下卖水果的上来帮忙的。”女友悄悄对我说：“你还说你跟你妈不象？”我说：“怎么了？我有她这么事儿吗？”女友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用的手段都是让人叹为观止，你还说不象？”我赶紧对她说：“我可对你没用过什么手段哈。”女友嘴一撅，说：“认识你妈妈前，我也没觉得你用手段，但现在看起来，哼哼…”

女友确实一直看到我在对母亲用各种手段。

我们带母亲去买衣服。商场里，母亲一路走在前面，她走得很慢，却不停顿。待整个楼层全部看过一遍，她加快脚步，回身往已经看过的商铺里走。进去后，母亲似乎漫无目的的看，导购过来介绍，母亲也不太搭理，以挑剔的眼神看那些衣服。导购向母亲推荐，请她试穿，母亲很不情愿的点头，接过导购推荐的衣服，然后漫不经心伸手一指，说：“那件也给我试试。”待母亲进试衣间，我悄声问导购：“她最后要的那件多少钱？”导购报出一个数字，我对导购说：“一会老太太出来会跟你砍价，你跟她应付一下，最后以她希望的价格成交。”导购眼一瞪：“先生，我们这里不能讲价。”我说：“我知道，只是让你假装应付她一下，你的收银单上，该是多少钱仍然写多少钱，单子不要给她看，我去付款。讨价还价一定要真实，我妈鬼得很。”导购这才恍然大悟。母亲出来，果然从款式颜色做工逐一批判一番，一件衣服被她说得似乎白送她也不要。到了最后，她话锋才略略一转，说是走得累了，若能便宜，她就勉强凑合一下。然而她报出的理想价位，往往不是便宜一点，简直是迎风一刀斩，而且刀锋是奔着下三路去的。女友在一边看得瞪目结舌，悄声说：“做导购也不容易。”我对她说：“这算什么，这是在你面前，她已经很收敛了。小时候，我家楼下的菜市场，那些小贩见了她恨不得转身就跑。”

女友觉得这样哄骗母亲不妥，试着对母亲解释，北京有些商场不能讲价。母亲哼的一声，说：“我就没有遇到过不能讲价的地方，你看我买的衣服，不都把价砍下来了？关键是讲价的技巧，我跟你说…”女友埋怨我把事情搞复杂了，不如直接告诉母亲真实情况，我对她说：“那根本就买不到她称心的衣服，不是找不到合适的衣服，而是价格她不会满意。她买不到满意的衣服，这事是不是更麻烦？跟我妈，就是得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结果才能简单。若是想简单解决问题，反倒会更复杂。”

直到如今，母亲仍然认为西单商场、中友百货、新世界这些地方都可以讨价还价。

15

就象我所预料的那样，母亲对女友并不满意。她说的时候，我也不辩解，只反复强调一点，不要当着女友的面说这些，更不能私下跟她去谈。我尽量引导母亲去看另外一面，比如她清华毕业，学校比你儿子好。她是硕士，学历比你儿子高。她性情平和，而你儿子脾气跟你一样…每当我洞察到母亲的需求，都让女友去执行。当觉察到母亲的一些不满和误会，我告诉女友如何去消除。那年冬天，母亲回家后，三姨来电话，说母亲到处炫耀她未来儿媳如何知书达理，如何深得她心。

05年，春节后母亲再次来京，对我和女友同居却不领证的做法表示不满，我根本不听，每次她说到这话题，我就岔开。后来，母亲姿态越来越强硬，整日拉长着脸，话说得越来越难听。那年四月，我对女友说：“咱们赢了，你去请一天假。”4月16日早上，我带着母亲一起，当着她的面，与女友拿了结婚证。母亲在一旁眉开眼笑，我分不清她到底是为我们高兴，还是她又成功的迫使儿子低头而沾沾自喜。我想，应该两者都有吧。

拿过结婚证，母亲才见到了她的亲家母。我的丈母娘是个性情散淡的老太太，她不象我母亲一样对我们的工作生活刨根问底，对我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后，她也只是说不要太拼命，胆子不要太大，她不求她的女儿和女婿大富大贵，只求身体健康，平平安安。丈母娘和母亲一样身体不好，但她很听话，让她不做家务她就不做，我和她相处的很愉快。虽然我要回家做饭，身体累些，但心里轻松。

母亲和丈母娘相处的日子里，我神经时刻绷紧，本着上兵伐谋，防范于未然的道理，周旋在两个老太太之间。丈母娘倒是很欣赏甚至佩服母亲，母亲却经常私下里撇嘴，说我丈母娘太懒，太自私，不懂替儿女分忧。听的多了，我很冒火，对她说：“您倒是勤快，想替我们分忧，但结果呢？为省电钱，洗衣机不用，冬天用冷水洗衣服，关节炎犯了去医院看病。因为菜市场的米便宜一毛钱，你大老远背几十斤回来，伤了腰床上躺着，还得请医生上门给您做理疗…您自己说，这不是给我们找麻烦么？我宁愿您象丈母娘一样，每天就是玩儿，什么都不干。我宁愿找小时工回来收拾房子，省得我上班时候提心吊胆。”母亲一听，恼羞成怒火冒三丈，大喊：“你这个没良心的小王八蛋，你让老子回家，马上去给老子买票。”

婚后的之后几年中，婆媳倒也相安无事，没红过脸，未吵过架。有时我和母亲对峙，反倒是妻子劝和。而这几年，我没有再给两个亲家见面的机会。

07年的四月，妻子出差，我每天跟母亲两两相对是件痛苦的事。她健谈，谈任何话题，她都能摆出一番道理且不容质疑，在她的字典里，不存在“交流”和“沟通”两个词。我不喜欢闲聊，更不喜欢讲道理，只好每天尽量晚回家。回家后，母亲独自无精打采的坐在客厅看电视，看到我回来，总是精神一振。端上饭菜后，她电视也不看了，就在旁边絮叨。我心情好时应付一番，若心情不佳，吃完饭就回房间了。其实，我心中也很不忍，有时候听她说起跟楼下的小商小贩聊天，颇觉凄凉。

那年“五一”，我还是决定带她出游。这之前经常带她去玩，因为妻子在，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哪怕她俩一同诋毁我，心里也踏实。这一次，我提前犹豫了好几天，总不能将她一人放家里，而我自己跑出去。假期第一天，我还是开着车，带母亲去了雾灵山。雾灵山下的李老师开着农家乐，他们一家，我刚到北京就认识了，每年都会过去玩几次。在院子的葡萄藤下，李老师拉着母亲的手，对她说：“您真有福气，有这么个孝顺儿子，我们很少看到儿子带父母过来.儿子单独带妈妈来玩，那是绝无仅有。”她们两人坐下后，还是拉着手不放，李老师说：“早就想见见您，跟您讨教一下教育经验，您是怎么培养的儿子，培养得他又有本事又孝顺，还找了个好媳妇。”母亲一副慈母形象，笑眯眯的对李老师说：“我这儿子啊，从小就听话，我基本上没费什么心。”我过去蹲在母亲身旁，伸手搭在母亲肩膀上，说：“李老师，我妈脾气好，她从小就给我讲道理，不打不骂的，所以啊，您对您儿子也得有耐心，可不能简单粗暴。”李老师连连点头：“唉，我就是脾气不好，没那个耐心啊。”闻言，我与母亲相视一笑。

假期结束，回城的路上，远远看到残阳如血，正在密云水库上方缓缓下沉，水面上映出万道霞光。我将车停在路边，拿起新买不久的单反相机，请母亲下车，扶着她爬上路边的山头。山头上，母亲立在夕阳余晖中，我在取景器里看到她面容安详，双目柔和。

16.

08年，我一年的飞行距离超过了十万公里，常年奔波于大江南北，很少留在北京。母亲与妻子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在年底时，母亲去了武汉妹妹家，离开时，我不在北京，是妻子把她送上火车。这一年妹妹已经留校，成了一名大学老师。

母亲离开北京不久，我辞职去武汉找她。那晚我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什么都没说，第二天就离开了。几天后，妹妹给我打电话，妹妹问我：“是不是跟嫂子闹矛盾了？”我反问她为何这样说。妹妹告诉我，前几天我走后，母亲就说，你哥肯定出了大事。妹妹认为母亲危言耸听，她认为自己哥哥很能干，工作不会有问题。而哥哥跟嫂子感情那么好，都不吵架，更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妹妹很坦然，说：“除了工作和感情，那还能有什么大事？”我对妹妹说：“我没事，你让她不要瞎操心。”

从武汉离开，我回了家乡一趟。再回北京，又从北京去了南方。09年的六月，我回京几天后给母亲打电话，开口便说：“妈，我今天拿了离婚证。”母亲语声沉静，在电话那边说：“离了就离了吧，你还年轻，钱没了可以再挣，媳妇没了可以再找。”我说：“你不用担心，只不过重头再来。”母亲说：“我不担心。”然而，这是比重头再来更严重的考验，刚来北京时只是身无分文而已，现在却是身负重债。之后的半年，我不再与母亲联系，换了电话也没告诉她。

2010年，年初，去江苏前给母亲打电话，我对她说：“我很好，在江苏有了一份新工作，老板很看好我。”母亲说：“也好，换换地方，去去霉气。”四月底，我决定离开那家公司回北京，无锡离武汉不算远，我买了一张到武汉的车票。妹妹此时已经嫁人，这是我第一次去她新家，在妹妹家里，我见到了母亲，距离上次见面，已经一年多过去。在很久以前，我就叫她老太太，母亲很恼火，她说她不老。然而这次看到的母亲，真的已经是老太太，陪她闲聊时，她仍然健谈，话语密集的水泼不进，但她的反应已不够快，思路也不如从前清晰。老太太问及离婚的缘由，我大致说了一下。她又问起我的近况，我仍是对她说，我很好，路过，顺便来看看。

回北京后，晚上无聊时，会给老太太打个电话，听她在电话那边滔滔不绝。时间太长，手举得累了，我就将手机开成免提，听老太太的声音在空荡安静的房间里回响。她七零八碎的说得差不多了，会猛然想起，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你儿子现在很好…薪水很高，账又还了不少…能吃能睡，一不小心又长肥了…你儿子升官了，又涨工钱了…又得了一笔外快，欠账就快差不多了…别看你儿子穷，有姑娘倒追呢…办了一张健身卡，每天健身呢，身体好得很…

11月的时候，我给妹妹汇去一笔钱，让她自己留下一些，剩下的交给母亲。妹妹隔几天后给我打电话，她说：“老太太收到钱后，又开始得瑟了，对我说，你看看你哥，好好学着点。老子就晓得，遇到什么事你哥都有办法。”妹妹又说：“老哥，你是没看到老太太那个得瑟样子，把她美得屁颠屁颠的…”我相信妹妹说的话，我已经一年多没钱给她，对于母亲来说，这不只是关于钱的简单问题。

2011年1月1日，太原。晚上，我对着酒店的镜子自拍了几张，拷在笔记本里后，拨通妹妹的电话，对她说：“上网。”妹妹上线，问我是不是有照片，我说是。妹妹说：“我就晓得你又让我干这事，你等一下，我去叫老太太。”过了一会，妹妹说：“老太太说了，气色还不错，第一张不好看，第二张还凑合。”我突然看到笔记本的摄像头，对妹妹说：“我出差带的是公司电脑，有摄像头，你把你的摄像头也装上，让老太太看看活人，我也看看她。”妹妹一阵手忙脚乱。折腾了半天，我还是看不到她们，只能听到说话声音。而她们能看到我，却听不到我说话。我对妹妹说：你让妈去看电视吧。我又在网上和妹妹聊了一会，她突然敲过来一行字：“老太太没去看电视，还坐在一边看着你呢。”

第二天，我给妹妹打电话，说：“今年，我去和你们一起过春节。”

17.

昨天下午，妹妹在线上说：“老大，老太太今早又发飙了。”我问为何，妹妹说：“一大早老太太就敲门，把我们俩狂骂了一顿，还放出狠话，说要一把火把房子烧了。你老妹灰常之镇定，可是嗨皮同学被吓傻了，午饭后暴风雨才算过去…老大，你赶紧回来拯救我们两个啊，希望你回来后老太太能多高兴几个月，我们就能过段太平日子啦。”

嗨皮同学是妹妹的老公，他有着几分父亲的秉性，凡事站在对方立场着想，任劳任怨心胸开阔。他是优秀的丈夫，是无懈可击的儿子和女婿，也是深受我尊重的妹夫。但他和老太太一起生活几年了，还是不能完全适应老太太随时爆发的雷霆之怒。好在他也有着不错的心理素质，妹妹说，上午老太太爆发之后，我那妹夫缓过神来，还是面不改色的干家务。妹妹说，老太太发作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俩都放假了，放假的这几天他们都在睡懒觉。我问道：“她敲你们的门是几点？”妹妹说：“九点。”

晚上，我给老太太打电话，她没接。今天早上，上班途中，老太太来电话，说是昨天没听到电话响，问我何事。我说：“听说您昨天早上敲他们房门了？”老太太回答说：“敲门？老子用脚踹的门，差点就把他们的门踹开。”我迟疑了一下，还是说道：“你女婿刚刚从国外回来，出差辛苦了那么久，好不容易放大假，您就放过他们吧，让他们睡睡懒觉。快过年了，您别那么大火气。”老太太说：“这事不用你管，我有分寸。”听着她强硬的语气，我觉得不便再说，转移了话题，闲扯了几句，老太太突然说：

“你帮我买点东西。”

“您说。”

“粗盐。”

“这东西您要来干嘛？”

“你忘啦？这是你以前出的主意，用微波炉把粗盐加热，包在布里面，我放在关节上热敷。我让你妹他们找过，武汉找不到。”

“我想起来了，我去买。”

“有没有时间？没时间就算了。”

“您放心吧，不用我去买，你儿子一开口，自然有人去买。您还要什么？”

“衣服，给我买身衣服。”

“好，到武汉我带您去逛商场，还有呢？”

“你以前给我买的手表，你妹他们搬家时给我搞丢了。”

“好，买衣服时一起买。还有呢？”

“想不到有什么了。”

“您慢慢想，我回去再说不迟。”

18.

今天公司放假，同事已经离去。行李就在我的办公桌旁边，粗盐已经打包在行李箱里，今晚我去朋友家住一晚，明天凌晨，会与他们一起开车回武汉。如果一路无雪，明天的此时，我应该正在和母亲、妹妹还有妹夫一起共进晚餐，桌上应该有牛肉和鲫鱼，还应该有可口可乐。妹妹告诉我，嗨皮同学特地去超市扛了一箱可乐回来。

除了行李箱，我还有一个背包，里面装着尼康D700和三枚蔡司定焦镜头。接触单反四五年了，我的技术仍然一般，但我还算好学，两个多月前，曾在水木向一位高手请教技术问题，他洋洋洒洒回复了一大篇，其中有这么一段：

“当年无知+脑残，跟着大部队蹭拍过妞，蹲在地上拍过花花草草蝴蝶蜻蜓，也曾经吆喝过要去丽江要去西藏，还曾经想用摄影拍MM但始终未遂，直到大三那年，父亲身体不好，才发现这么多年来我居然都没有给他拍过照片。自己有相机，自己的亲人，自己都不拍，还能指望谁来帮你拍？”

这位高手年纪比我小很多，他在高三时就有了这种觉悟，让我很羡慕。没有用错词，确实是羡慕。“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位少年高手让他的亲人和他自己少等了几年。

这几年，我拍的照片数以万计，但照片我从不留底，挑一些的发博客后统统删除，因为没有一张让自己真正满意。现在，我希望能在春节假期，能拍出第一张让自己满意的照片。

如果终我一生，只能拍出一张让自己满意的照片，我希望那张照片上是微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