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电影《金陵十三钗》，可能需要心理医生的陪伴。因为这是一部让人极度压抑的影片。
若把自己置身于电影的情境中，当然，在那个情境中，作为中国人，我们只能选择成为地上横躺的尸体、四处逃难的平民（尤其是女学生和女人更为弱势）或者势单力薄的士兵，而我们面对的是那些嘴里叽里呱啦、手里拿着刺刀和枪、暴殄天物的日本鬼子。所以说，那个情境是一个让人无法逃脱、彻底绝望的地狱，是一个让人压抑得喘不过气起来的牢笼。如果我们真正投入了电影情境中的话，这部电影一定会引发许多人们的不良情绪。
因此，从艺术的引人入胜角度来看，张艺谋的电影是成功的；但是，从艺术的情绪净化角度来看，这部电影又是“失败”的。“失败”之处在于，它构建了一个我们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境，即使是有士兵的存在，但那些士兵也是很快一个个牺牲，他们以肉身抵抗坦克，这不禁让人心里又增添了一分难受。而手无寸铁的“教父”、女学生和秦淮河女人们的无力，更让人感到心痛。他们只能测算如何让伤害减到最小，或者选择让谁去承受伤害，却始终无法逃避那些伤害。尤其，在这部影片中这种伤害是一种最惨无人道的伤害——强奸和杀戮。
《金陵十三钗》剧照
“奸与杀”是这部影片的主题。影片的一开始，便是一帮日本鬼子在追赶一群女学生，嘴里喊着“女人、女学生、处女”之类的。在中国士兵与之激战结束后，女学生们赶回到教堂里。可是，最后另一帮鬼子还是找到了教堂，肆无忌惮地追赶着女学生，他们极其兴奋也极其狰狞，女学生们处于极度无助的境地。这段镜头让人们心跳急剧加速，心头发痛。剩下的最后一名中国士兵——教官，用他的英勇与智慧，暂时地挽救了这群女学生。不过，却仍有一名女学生不慎从楼上、从鬼子的手中滑落，摔死在地板上。
死是一个不好的结局，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在遭受凌辱之前死前，却是相对更好的结果。两位妓女从教堂溜出去，回钓鱼巷取琴弦和耳环，回来的路上被鬼子发现，结局可想而知。无论是先奸后杀还是先杀后奸，这都会让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人难以面对与承受。在那一刻，我甚至为自己作为一个男人有性欲而感到愧疚，性欲本无所谓是好还是坏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它竟变得如此罪恶！该死的日本鬼子的该死的性欲！
在影片的结尾是一群钓鱼巷的风尘女子与小乔治代替了女学生，去参加日军的“庆功会”。虽然导演留下的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可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好的结果。在一个既定的框架下，这个开放的结局也是一个注定的结局。但是，留下想象的空间，可能会让观众越想越感到害怕。残酷的画面和声音可能会不停地在人们的脑海里盘旋，久久不止，像强迫症患者一样，不想去想反而会越发不能停止。作为人的罪恶感和作为受害者的愤怒感，在身体里激荡徘徊。生命与性欲应该都是人之最根本的属性，对这种根本性的东西的剥夺与践踏，是人性丧失的绝对表现！
当然，我们之所以会有如此激烈的感受，更主要是因为这是一段离我们不算远的确凿的残酷的历史，而且真实的历史其实比影片所展现的更为可怕。影片展示真实的历史，让我们回顾历史、记住历史，固然没有错，一个民族该记住的不能忘记，该反省的不能抛弃。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都是一样。
但是，我想影片可能需要调整一下它的表现手法或者说表达方式。构建这个强弱的鲜明对比，对我们的观众造成极度的压抑，不完全是好事，尤其是对一些未成年的观众。从某种角度说，这部影片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这不是说影片包含了多少暴力和色情镜头，这些都是可以删减掉的。而是指影片营造的那种整体氛围，会给未成年人造成一种印象——日本鬼子太恐怖了，这简直比恐怖片的影响还要坏。
我说个简单的例子，上个周日，就在《金陵十三钗》上映的第二天，当然，那天我们都还没有去看这部影片，我和小外甥（在读幼儿园大班）在看世界地图，他让我说一些地方的名字来让他找，他很喜欢做这种游戏。其中，我说到了“中国”，面积很大，他很快就找到了；我说到了“日本”，我用手画了一个圈，说“就在这个圈内”，因此他也较快就找到了……游戏结束后，我不经意问了一句“那中国和日本哪个更厉害？”（我和他之间通常说的厉害，便是打架谁会赢）没想到他回答说“日本”。我立即说：“怎么是日本厉害呢？你看中国那么大，小日本才那么大地方，当然是中国更厉害了！”但是，我不禁暗自地想，小孩子的“日本更厉害”这个印象从哪里来呢？我们得细细反思一下。
尽管成人的心智更加成熟，承受能力更强，担当的责任更大，但是我们是否就可以或者应该面对这部电影所展现的呢？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给出简单答案的问题。可能有部分观众可以很好地观看这部电影，并进行很好地反思，给其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也可能有部分观众不能舒适地观看这部电影，并且不能进行一定的调整，给其生活带来了混乱感；当然，还可能会有小部分观众没有获得较深的感受，没有被触动；而另一小部分观众影片没有看完便退出场，因为震撼太大了。那么，既然影片已经呈现，我们该如何消解那些被压抑的情绪呢？
在观看中，若有观众出现紧张与心跳加速，深呼吸可能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节奏轻缓的呼吸更有利于保持体内的氧气与二氧化碳含量平衡，而不引起头晕和恐慌感。中途退场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也是观众在紧急情况下保护自我的一种方式。但是我想情绪的波动却不能就退场而结束，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处理。那些看完影片离开影院的观众也一样，可能回去之后要对引发的创伤做一定的包扎处理，让那些消极情绪以某些方式表达出来。说出来是一种方法，适合于那些喜欢言语表达的观众。画出来是一种方法，适合于那些喜欢涂鸦的观众。唱出来适合那些喜欢唱的观众，写出来适合那些喜欢写的观众。此外，还可以大声喊出来或者静静地思考它，等等。这些都是观众可以采取的简易的化解消极情绪的方法，当然，最后这些情绪如若引发了更为严重的情况，无法自行处理，则可以选择心理医生来协助之。
我不知道现今的日本人看了这部影片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们是否也需要心理医生的陪伴，以缓解他们深深的罪疚感呢？
实际上，我们知道，可能更需要心理医生的不是我们，而是日本人。当他们在侵略他国，侵犯其他民族的时候，他们完全丧失了一种敬畏感（敬畏是当代著名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施奈德的概念），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感激、惊讶和谦逊，一种对所有生命的敬重与畏惧，丧失这种敬畏感导致的是漠视、麻木和空虚，这就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意义。可能唤醒敬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不仅是针对当时的日本人或者进行大屠杀的德国人，唤醒敬畏是需要时时敲响的警钟，不要问它为谁而鸣，它为全人类而鸣。为有自我意识的人类而鸣，以对自我的行为进行反思！
最后，影片《金陵十三钗》对观众造成了一种不好的感受，也未必全是坏事，人类在追求愉悦感的同时，更注重的意义感，只不过对意义的寻求需要一定的承受能力，否则，感受到的只有痛苦。至于影片可以换一种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以让人们更容易接受以及促发反省，我还未及深思。作家严歌苓作为编剧，我想这应是她细细考虑的问题，而在此之前，我只能借严歌苓的一部小说名《心理医生在吗》，对广大的电影观众提个醒，压抑的情绪要进行转化与升华，才能更好地投入爱与生活，一个人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心理医生，当然，一个人类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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