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狼共轭
选自《废城花园》
我正行走在回家的路上，忍受着肌肉和脚踝的酸痛，缓缓迈着并不稳当的步伐。天空染满了不均匀的银灰色，大大小小的雪花急匆匆地从头顶缓慢飘落下来，仿佛掷地有声，但一切都寂静无声。街上的罗马式建筑上已经覆有厚厚的白雪。就在半个小时前，我刚撤出从巴黎开来的三等火车车厢，挤出了简陋的敦刻尔克火车站，也暂时离开了杂如乱麻的各色人群。
现在，我身在宽敞的大街上，吸入寒冷的空气，再把它转化成热腾腾的白雾吐出来。我闻着冬季外界空气特有的清新气味儿，拐进一个僻静的小路口，暂时停了下来，小心将随身的行李包打开，仔细检查了各类物品。耶稣保佑！至少一眼望去，并没有什么东西缺失与损坏。我终于放松了一些，在地上坐了一会儿，守着我那一大裹行李。不论走抑或不走，雪总是要下个不停的，我基本上无处可藏，是吧？我这么想着，靠在墙上，索性闭起了眼睛，开始认真休息起来。今天是返家的第一天，我将在家中度过短暂的一周，而后再回到巴黎的那间小阁楼里——意即下次乘坐三等火车是在七天之后。这是件格外恼人的事情。在这样的车厢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此前，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老人，衣服就像是从路易十六时期一直保留到今天似的，下巴长而密的胡子犹如寒风中的枯枝。由于人多，他注定要挨着我的身体。我只听他一直充满激情地唱着各种各样的曲调，先是《饮酒歌》，再后来便逐渐转为自编的单有“啊”声的调子。我很容易闻到他身上散发的奇异的酒味和雪茄的烟味，这势必令我百般厌恶。然而他的唱调实在是高亢激昂，摇头晃脑，大喜与大悲似乎同时写在这张苍老不堪的脸上，胡子摇摇曳曳，似乎也在和歌声一唱一和。周围有小孩的说话声，以及中年汉子粗鲁的鼾声。这些声音同老头的歌声搅和到一块儿，我的耳朵很快就格外不堪。但慢慢地，不知怎的，这些声音竟也渐渐使我听入了迷。我极有可能睡着了，因为我忽而意识到最里面的衣服已经湿润，身子微微发热。一问身边的妇女，发现火车骤然已经到达了里尔。这离我的目的地已经很近了。
这就是三等车厢，我每次返回敦刻尔克时须登上的车厢！更有甚者——几个二十几岁的醉汉，甚至将酒瓶打开，高呼一声“干杯”或者“圣诞快乐”，便径直将酒杯洒向同伴身上……我停止想这些，睁开眼睛，因为我忽而注意到附近隐约传来一阵吉他声。演奏的声音断断续续，不甚熟练，但若连贯起来，却是一段清脆悦耳的曲调。这时我感觉我休息够了，于是奋力站起身，拾起了在列车上幸存的行李包裹。
条条大路通罗马，我想，走这条路一定也能回到家。于是我终于提起精神，继续沿着这条僻静的路向前走。再往前，大路上此起彼伏的马蹄触底声和车轮滚动的“吱吱呀呀”声渐渐小了，而吉他的乐声则相应地更加清晰起来，变得愈发富有生命力。这不成熟的声调与音色着实让我在这湿冷的环境里略感舒适——这未必是因为弹奏的技术有多么好，而是由于弹奏者使用的恰好是我最喜爱的乐器。我不由自主地抬头张望，搜索着琴声的来源。这条小街的窗户大多熄着灯，只有零星几扇是闪着微光的，但很容易辨认出这些都不是琴声之源。我理了理头发，叹了口气。也知足了，我想道，或许找不到琴乐的诞生处，正是因为它不专属，或者专属于整条小街和所有小街上听到的行人。我环顾四周，周围实在没有什么人，只有两位脸颊冻得紫红的小孩在蹦跳着玩得兴高采烈，根本不顾什么吉他声。那么这段音乐姑且就属于演奏者以及我自己。
但后来我终于确定了琴声是从哪里传出的。那是一个小门面，上方的招牌赫然写着“皮拿瓦鲜花铺”的字样。与别的门面不同，这家花店的店门与小橱窗在这条街上是唯一半沉入地下的，因此显得十分不显眼。然而一旦有人得以注意到它，那么他或许会感叹这家花店外观的格外别致。
从楼梯可以通向店门。我远远就察觉到一股清甜味飘过来。随着我走近楼梯口，这香味越来越显著。此时我注意到在每一级台阶的两侧，都摆着落满了雪的小盆栽，色彩种类各异。门把手上挂着一张简单的小牌子，上面写着黑色的“休业中”的字样。看上去，这张小牌子其实是从羊皮纸上裁下来的。我在门口稍微停了一会儿，直到一首曲子断断续续演奏完毕。又吹来一阵寒风，直直被我的领口吸了进去。我打了一个剧烈的寒颤，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油然而生。我继续向前走，明显加快了步伐。眼看雪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我想我必须赶快回到家里去，越早越好。现在正值圣诞，父母、玛格丽特还有皮埃尔都在等着我回来。况且我并不想让更多的雪湿了我的衣裙和手里的布制行李包。
“看来出师不利呀，今年！”父亲又一次往杯中斟了葡萄酒，无奈地笑笑说。他已经47岁，外加成天在外奔波，不断在鲁昂、巴黎以及比利时的一些城市做着生意，因此头发早已白了不少，脸上多了深色的斑与皱纹。不过对于这些生理上的变化，父亲本人似乎从来没注意到。而母亲也没提过几次，她将绝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家务活和父亲的生意情况上。此外，姐姐玛格丽特也早就该嫁出去了。
父亲一口气说完了说完了此次去布鲁塞尔做生意的遭遇，但具体说了什么，我多半已经没了印象。不过就父亲一上来就说的那句话以及其无奈的苦笑可以得出简单的结论：不容乐观。母亲也没有我刚回来时那样开心，开始没好气地在一旁做着补充。
“你做了十来二十年的生意人，有时还比不上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这真是够奇妙的，保罗！”
“不，不，路易莎，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亲爱的，你不知道，前几天，我在布鲁塞尔的住处遇到的那帮人……”
“唔，得了，得了！”母亲双手一摆。父亲止住了。
“我觉得您不必过分担忧，母亲。”玛格丽特赶紧打圆场，“父亲毕竟是有多年经验的。到了明年，我们的运气肯定会回来。后年也一定是。”
“比起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我觉得确实不必担忧你父亲。”母亲冷冷地说。
“噢，母亲！”一来到这个话题，玛格丽特的脸上就浮现出难以抑制的愁容，但语气仍尽可能平静，“我已经和塔尼谈过多次。我们的人生观……”
“人生观！你句句不离这个词！”可以说，母亲此时已经开始为怒火所笼罩，“卢米埃伯爵夫妇早就被我们态度的飘摇不定惹得不满了。我不明白，玛格丽特，你为什么总计较这些零零碎碎的玩意儿？”
父亲笨拙地朝母亲笑了笑，开始好言安慰她。而皮埃尔则给姐姐和我使个眼色，暗示我们试图把话题往积极的方向引。而后，他做出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耐心等父母的心情逐渐转好。
“你这几个月过得怎么样，洛薇雅？”不知何时，母亲把话题指向我，“工作和生活顺利吗？”我立刻反应过来，她是在询问我这几个月的家教经历。我犹豫了几秒钟，继而简单地回应：“还好吧。”
我嘴上吐字简单利索，实则在说出口的一刹那，确凿有些忐忑。或许情况确实尚可，或许我再一次凭习惯来回答母亲的问话了。归根结底，我一直不情愿听别人的评头论足，尤其是对于说话有些尖刻直白的母亲，毕竟谁也不知道对于每件事，她这次是选择理解还是指点过失。于是我本能地把这个词视为一把保护伞。我也不知为何要特意选取这个词，大概是因为觉得只有这样，听者才感到最适宜——虽不能算很好，然而也完全可以接受。这听起来是符合日常生活的。一开始，这个词颇有实效，但后来母亲愈发不满意，大概是读出一种敷衍或遮掩的意味来了。有好几次，这个简洁的词直接使她盛怒得像只受骗的野狮，险些被她当即列为忌语。
母亲果然又有一丝愠色。“哈，母亲，”我此时正有些不知所措，却突然听皮埃尔笑了一声，“刚刚出过一次远门，她怕是心绪未定，一时不知说什么了。”我明白他是在悄悄地帮我解围。不过这句话虽诚属于急中生智，我想它还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关于这几个月在巴黎刚刚开始的家教生涯，我此刻的确不知自己最应该从哪里说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学校，离开家，离开敦刻尔克，独自去这么远的地方，前往首都寻找第一份工作。我坐在餐桌旁，不由自主地开始回忆。一来一回的三等火车拥挤闷热，共处的乘客良莠不齐，难以忍受，但是更上等的票又不敢随意买。到了巴黎，我发现街头总是那么繁华，各种各样的商铺在宽阔的大街上向打扮庄重华丽的先生女士们热情敞开，互不相同的店家招牌、里里外外的装饰以及挂在门上写着“营业中”的小告示牌让它们显得更加落落大方；而就我们所在的街区而言，这儿虽然也有集市之类的大型公众场合，然而究竟还是没有香榭丽舍那般的气质与氛围。还有马车——在敦刻尔克，那些马儿俊俏壮实，前进速度快，同时乘坐舒适的马车根本不多见；可是对巴黎街头而言，虽然平庸的马车也很多，但依然有相当数量超越了我心中最理想的模样……总体而言，巴黎就是与敦刻尔克不一样。我在那里所见到的许多东西都是更崭新的、更先进的。
母亲的神情总算平静了下来。不过无可避免的是，她依然就此喷了些冷水，说家教的地位跟女仆相差不了多少，我在别人家中肯定也不得不表现得服服帖帖的，我总不可能一辈子勤勤恳恳地在别人家里干这行，倒不如以后找到一位优秀的贵族，好好做家庭主妇。工资之类，她没有多作评论，原因大概在于父亲依然在从商，而皮埃尔日后也很有可能成为一位正式的老师。我想她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过，好在我回家所吃上的第一顿饭整体上依旧处于一种较轻松的氛围。我们五个人一起郑重喊了一声“A votre santé”。五只玻璃酒杯“咣当”一声相碰，以此作为对整个1865年的告别。
从客厅的楼梯可以走上二楼的走廊。玛格丽特和我的卧室在走廊的左侧，皮埃尔的卧室在其右侧。走廊尽头的台子上摆着一盆牡丹，一种父母都十分青睐的花。另外一盆更大一些，摆在客厅壁炉的旁边，仿佛在壁炉火光的衬托之下，能让人看见一种希望。至少父母都是这么觉得的。现在父亲同母亲正坐在牡丹与壁炉旁边。火光映射在牡丹层层的红白相间花瓣上，让人觉得似乎跳动的不是火而是花。看着这番场景，他们的心绪终于宁静了许多，不再谈论着各种事，或许甚至连屋外的潮冷都暂时忘却了。
我回到自己的卧室，躺在了床上，闭着眼睛。安静昏暗的氛围下，之前所见那家外观特别的鲜花铺在眼前愈来愈清晰。“它好像叫做‘皮拿瓦鲜花铺’，我记得。”我回忆起它的名字，在脑海里反复念了几遍。如果我也要开一家花店，那么我会给她起什么名字？大概会亲昵地叫她“星期二的世界”，因为花花草草之类是在创世第三天诞生的。当然，我也可以直接拿自己的姓来称呼她——“法斯特利鲜花铺”，兴许“皮拿瓦”就是指这家店的主人呢？哎，我不清楚这家人今年圣诞节过得如何。不过我推测他们一定过得很幸福，因为我已经听闻了那生涩然而欢快的吉他声。
过了几分钟，鲜花铺的图像逐渐模糊，距离也好像在逐渐变远。就在它慢慢在脑海中褪去时，卧室的门被推开。姐姐进来了。鲜花铺倏地全然消失不见。
“皮埃尔猜你现在十有八九躺在床上。”她望着我，轻笑着坐到我身边。我们就这样开启了谈话的源泉。我跟她说起我的第一位学生小贝托利。他就读于巴黎的一所贵族学校，性格内向，在理解记诵知识方面笨拙迟钝，幸而勤奋认真。辅导他的过程尤为艰难，我原本早已没了耐心，却见他吃得下苦，求知心切，同时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一个良好的开始，因此不得不沉住气，逐一解答他的问题。他的父亲是一位富翁，对其相当严厉。每次课程结束时，我总是被拦住，看着这位学生从头到尾将当天所学知识从头到尾向父亲复述一遍。同时，富翁他还板着脸不断地询问我：“是这样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或错误？”当所有的回答都是“是”和“准确无误”后，他才罢休，随后用一种预料之中的高高在上的态度示意我可以离开了。日子如此这般持续了几个月。
“我想说的是，”我说道，“我过了许久才终于适应在那儿的工作与生活。然而直到我最后一次来到那户人家，我依然能够感到一股若隐若现的无所适从。”
“因为你依旧不敢苟同小贝托利的父亲对待他的方式，是吧？”
“哦，或许是的，姐姐。”
“可以想象，你在那儿一定非常想家，非常想敦刻尔克。”姐姐说，“差不多，你感受到的绝大多数温馨友善的氛围都在敦刻尔克这里了。”
“我想你说的不无道理。”我点头，“故而，我在小贝托利家时，有时的确会回想起家里，回想起过往的同学。”
“但我总觉得，”她的脸不知什么时候变得有些严肃起来了，“当你以家庭教师的身份踏入某间房子的大门时，扑面而来的应该正是一股充满爱和温情的气息才对，因为这原本就是家特有的味道。我可以想象，这样的气息最接近天堂里的气息，应该使你感到无比放松与舒畅才对。”她说到这里，顿了顿，又继续说：“那么，洛薇雅，为什么你偏偏没有这种感觉？你恐怕非但不像上述这样，反而与其相反。你的理性应该极其自信地告诉你：这间房子里所居住的人，全部都是最疼爱小贝托利的人。”
她在说后面那段话的时候，语气就像是在描述着一条谜语的谜面一般。我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过了一阵子，玛格丽特的嘴中发出一阵轻笑，打破了短暂的沉默。
“当然了，我亲爱的妹妹，不管怎样，一切都才刚开始，你毕竟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她注视着我疲惫的身体和有些懊恼的表情，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那么，除了工作，你觉得那儿的生活怎么样，洛薇雅？”
“熬人，但还是习惯了。”我答道，“阁楼很狭小。屋顶上有两处在雨天注定要漏个不停。我每天就坐在桌前，面向唯一的窗户进行备课。”
“你要么在窗前备课，要么就看着窗外伸进来的几根爬山虎，是吧？我们收到了你的信。”
“唔，还有‘十字架’作伴。我每天都把它挂在脖子上——唔，我是说费拉里去年圣诞送给我的那只金属挂坠。”
费拉里·格里塔尔是中学时候我最爱慕的人。他长相英俊，学习也实属中上等。我得以对他长期怀有浓烈的好感，并在后来与他真正成为最忠实的朋友，首先自然是托了他隔壁班妹妹的福，再者便是由于他体谅弱者的品质与上进心。去年的这个时候——1864年圣诞夜，我被他的妹妹邀至家中，与费拉里一直谈到客厅摆钟连敲十二下。他对周围人在学习上的懈怠情绪深恶痛绝，哪怕对他们当中的女生也不例外。“女孩就不必学习知识吗？这真是太荒唐滑稽了！”他的脸颊头一次由于激动而变得那么红，“某种程度上，知识之于人就等同于一种高尚的权利！我父母从小就告诉我这条伟大的公理，并且我的经历已经初步应验了这句话的正确性。”交谈期间，格里塔尔兄妹的母亲——一位戴着眼镜、穿着朴素典雅的女性——曾把他叫出去了一会儿，递给他一只木盒子。当午夜的钟声敲响之际，费拉里将小木盒打开。里面是三只摆放整齐的金属十字架挂坠，都是银色的，造型精致美观。“上帝保佑你，洛薇雅，”他的语气里忽而生出了一种不大成熟的庄重，蓝色的瞳孔注视着我的双眼，映射出几分紧张与羞涩，“我希望你不要随波逐流，尽可能珍惜所有的时光，不论是现在还是离开学校之后。这枚挂坠就是我送给你的圣诞礼物，请务必收下。”说完，他亲自把这枚银色的小十字架轻轻搭在了我的脖子上。我当然能清晰地觉察到来自胸腔的“咚咚”震颤，但是现在更多的是感到感激与庆幸，因为若不是有那一次谈心，我或许真的就与周围的女孩在思想和行动上一致了。我无疑是格外幸运的，因为我所学到的东西直接构成了前往巴黎担任家教的前提。
“那么，”玛格丽特继续发问，“老妇人和‘老头儿’怎么样了？还好吗？”她关心的是巴黎的女邻居霍鲁吉和她的黑猫。
“霍鲁吉太太看上去不错，成天笑盈盈的。但不晓得她成日只与猫生活在一起，究竟孤不孤独。”我说，“那黑猫总是喜欢爬到外面的屋顶上来散步，去认真嗅那爬山虎开的花，再慢悠悠走到我的窗户边，对着我‘嗷嗷’直叫。我引他到屋里来，他于是突然轻盈一跃。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了。我喂了猫一些吃的，把他抱起来——是只有点老与瘦的猫，有着一双蓝色的瞳孔。我一抱起那猫，他就不再愿意离开我了。每次我想放下的时候，他总要再次跳到我身上。但我还是生怕他在这儿待长了，可能会把备课资料旁的墨水瓶打翻——这可不是好玩的——于是就抚了抚那黑色的头，坚持把猫放回窗外了。”
“比起猫，我更喜欢的动物是狼。”不知何时，皮埃尔已然站在了门口，插了一句话。
“哈，我当然也喜欢狼。不过洛薇雅现在谈的是猫，还有那位老妇人。”玛格丽特简单回应道。然后她再次转向我：“那么然后呢，洛薇雅？”
“我是在后来几天跟邻居霍鲁吉太太熟起来的。她是个五十多岁的瘦削女性。再后来，我们逐渐无话不谈。我终于了解到那只黑猫是她家的——或者说她自己的，名字就叫‘老头儿’。有一天，她还‘咯咯’笑着问我是不是在思念一个俊俏的男孩儿。哦，我当然羞红了脸摇着头，连忙否认。但她依旧乐呵呵地说道：‘我都听他告诉我了！’她指了指身边的黑猫，没等我回应就接着念叨了一大通，介绍这‘老头儿’是如何如何善解人意、通人性，再谈自己每天和猫说着些什么什么话。‘这猫也在思念着什么哪！只是他并没有透露，不想说也说不清。’”
“哎，多么有趣的老太太啊！”听到这里，皮埃尔感慨起来。
玛格丽特抬起头，看着他，看起来想要说些什么。但随后，她还是安静地笑了笑，耸耸肩。
短暂的圣诞假期终于结束，1866年的钟铃已经敲响。我再次带上行李，在家门口同父母与兄姊一一道别。姐姐匆匆递给我一只小礼盒，说是送给霍鲁吉太太的圣诞礼物，并嘱托我一定要代表全家向她和她的黑猫问一声好。后来我终于乘上了列车，在拥挤的角落里成功打开了盒子，发现是一些家里的甜点。我忽而想到霍鲁吉太太有牙病，不能吃这些，于是有些为难。列车动荡不已，甜点难免也在盒子里不规则地滑动。我由此发现盒底似乎写着什么东西。再仔细一看，原来是“Emmanuel”这个字样，姐姐那标准清晰的字迹。我终于将这只小盒子送给了霍鲁吉太太以及她的猫，并在礼盒上贴了一张写着“Joyeux Noël（圣诞快乐）”的小纸条。
在赶火车的路上，我又经过了那条僻静的小街。我拐了进去，快步走到了上次碰见的那家花店跟前。我把行李包尽量举起来，以免碰倒台阶旁边的各类小盆栽。这次，把手上的牌子告诉我现在是营业时间。
我隔着门上的玻璃窗，初步看清了屋内的场景。我没想到进了门之后依然有向下的台阶。里面花花草草的摆设井井有条——正对着门的是几盆整整齐齐的白花，摆在大橱柜正中央的高处，为其他别的花所包围，在屋子中最显眼；左边和右边的里侧都是几个小橱柜，上面的花卉非常多样，几乎一盆一个花种，俨然每朵花都是有意要向每个顾客宣告自己的神圣与独一无二；在左边的里侧墙上有一扇门，很高，需要借助下方的木梯子才能打开进入，此刻是紧闭着的。
柜台设在右边的靠门处，上面摆着一些书籍和一杯咖啡。我在门外俯视着柜台前的店主抑或看店的助手。他是个四十出头模样的人，留着黄色的稍长头发和满下巴络腮胡子，正专心致志看着一本书，脸上挂着微笑——这微笑让我联想到一位在阿尔卑斯山半山腰上，不断看见崭新奇景的登山者——嘴里看起来念念有词。
蓦然，透过门和玻璃，我听见里面传来钟摆清脆响亮的报时。他看了看手上的表，放下书，端起咖啡，抿了一小口，然后抬头看了我一眼，微笑没有散去。我立刻红着脸离开了，一来觉得站在窗外不进去有些不礼貌，二来则是想起来自己还有要命的火车要赶。钟声为我传达了时间无情的指令，现在我可谓刻不容缓了。我一面护着自己宝贵的行李，一面奔向敦刻尔克火车站。冰冷的疾风在我耳边“呼呼”作响，暂时刮走了有关皮拿瓦鲜花铺的一切思绪，不断鞭策着我忘记一切劳累往前赶。
我连续撞到了两位妇人和一位报童。那两位妇人没什么事，报童却一个踉跄，跌倒在地，报纸纷飞。我连忙扶起，本打算帮助他捡起散落在地的报纸，然而我深知晚走一步的后果是什么。在火车站前，一辆体面的马车与我擦肩而过。但我已经全然不顾背后不知是否针对我的诅咒之语，目光与脚步均直向车站入口。幸而时间刚好来得及。我终于从站台跃上了目标车厢，在一个位置稳定下来，尽情大口呼吸。
不多久，火车汽笛的巨响盖过了所有人的叽叽喳喳，告诉我即将出发了。我看着快速后移的罗马与哥特建筑，逐渐开始感到恍惚。火车行至郊外，建筑变成了矮屋、田野和草地，仿佛一个人返老还童。田野和草地再化作大片大片的盆栽，开始昏暗、模糊起来。数小时以后，我清醒过来，发觉周围的景色不知何时又一次变得华丽雅致了。哦，看来巴黎就要到了，我默念。
回到巴黎的住所，我简单地清理了桌上、窗台上、地板上和床上的灰。做完这些后，我打算躺在小床上歇息一会儿。圣诞后的第一节课是在后天，我又要去拜访那家坐落在塞纳河畔的房宅了。明天一大早我就要起来备课，争取上午完成，为的是下午去一下附近的小教堂，顺便散散步。我隐约感觉自己在祷告时一次比一次规矩、虔诚，希望上帝能减少一些我的痛苦。但或许在茫茫一片祈祷的人海中，上帝尚未注意到我的身影。我在费拉里的热烈鼓动下对着书本发愤用功，到最后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围反而不太拔萃的男生进入更高一级的象牙塔。而当我把自己的意愿告诉父母时，两双眼睛中无不书写着同一种惊奇与怪异。现在，我天天都要拿着书、本子和笔前往殷实的人家中，一来一回就是几个钟头。余下的时间，我都坐在简陋的阁楼窗台旁，枯燥而沉闷……不过，我仍然不由自主地在每一次祷告时愈发规矩、虔诚。我还是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身影总有一天会被上帝发现。
两天后的傍晚，我再次收拾好东西，装进随身携带的粗制布包中，准备前往小贝托利的家宅，开始圣诞后的第一节课。我正要把窗户关上，却在眼前的屋顶上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黑影。不用说，那是“老头儿”。不知他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我只见那背上的黑皮毛上雪白一片，一双眼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我探出头，外面的寒风就送来了点点冰凉的雪花，让我差点睁不开眼。我赶紧把他抱进来，暂且放在地上，随后挎上小包，让“老头儿”趴在我的肩上。他起初一直在“嗷嗷”地冲我叫唤，见我打开门准备出去，这才罢休。
说实话，“老头儿”并不算老。他原先是一只年轻的流浪猫，每天在大街上觅食露宿。后来就在这楼下遇到了老霍鲁吉夫妇。自从小霍鲁吉在战争结束后依然没有从遥远的克里米亚回来，他们就回到这座老房子，一直守着这地方。他们总喜欢在外出散步时带着食物伺候这只黑猫，观赏他的吃相，欣慰地啧啧感叹道：“吃得多么香！瞧这可怜的小家伙！”老霍鲁吉先生看到这情景，便总是要不由自主地在胸口划着十字。据霍鲁吉太太说，这是他十年前就不知不觉养成的习惯。直到前两年临终时，他每天还在有意无意地用手在胸口莫名其妙地比划。自从老先生离开以后，猫于是受邀住进了那间一楼的小屋中，不仅再也不必在大街上就地而卧，还得到了“老头儿”这一人格化的称呼。
我下了楼，进入底楼幽暗的走廊。我闻到此处的潮湿味和陈旧木制品味，忽而感到心里受到莫名一击，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短促的悲怆。我走到左侧一扇门前，用食指指关节轻轻敲着它。木板门和狭小而几近封闭的周遭加大了叩敲声的响度，而四方的昏暗和潮湿似乎又再一次将其放大了。
门开了，我将“老头儿”还给了太太。她看起来脸色泛黄，似乎又比前两天虚弱了些，而此刻依旧笑盈盈地接过黑猫，嘴上不停地向我道谢。我问候了她，随后便告了辞，顶着小雪，快步前往小贝托利家。老太太把门开了一会儿，让我“慢走”，目送着我。而黑猫待在她的怀抱中，又变得不安分了。他向我急促地“喵喵”连叫了好几声，直到我完全出了他们的视线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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