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才上将李克农
姚永森
1962年2月13日，苍天似有意一样，把密匝匝的乌云播布在首都上空；东南风夹带着蒙蒙的雨丝悠悠地吹着，浸湿了京城大地。
公祭李克农大会就在这一天举行，地点是市中心的中山公园中山堂，灵堂是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亲自带人设置的。对杨尚昆来说，为李家筹办丧事已是多次了。一年多前的1961年1月9日，在北京嘉兴寺殡仪馆举行李克农夫人赵瑛同志追悼会，也是由杨尚昆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上溯10年，1952年8月，李克农父亲李哲卿在北京病故，由于李克农在板门店担任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不能归国奔丧，毛泽东主席沉重地说道，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当即指示杨尚昆担任主祭，全权处理老人的丧葬事宜。在朝鲜的李克农闻说，热泪盈眶。更早的是1947年，胡宗南大军围困边区，随军撤退到山西的李克农母亲詹红珍去世，也是杨尚昆主持将其安葬在临县的。正因为如此，在1989年9月15日出席纪念李克农90诞辰座谈会上，杨尚昆对李克农的子女们说了一句风趣的话，大意是：你们李家上辈的丧事，我杨尚昆操办过多次，也多次代李克农作过“孝子”。
眼下的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正中悬挂着李克农1955年授衔时所摄的正面肖像：头戴嵌有八一军徽和黄色绶带的大盖军帽，身着将军呢戎装，肩扛上将衔肩章，胸佩三枚闪闪发光的勋章，分别是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肖像四周陈列着众多的花圈和挽联，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献的花圈。李克农的遗体静静地躺在玻璃罩棺中，四周是五颜六色的花簇，一面鲜艳的党旗覆盖着他那魁梧的身躯。
李克农是在1962年2月7日突然病倒的。1月26日至2月6日他曾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2月7日晚，他因脑软化开始昏迷不醒，当即被送进北京协和医院、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月9日晚9时长辞人世，时年63岁。
根据中央书记处意见，13日的公祭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主祭，陪祭分别是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毅、李富春、谭震林、乌兰夫、陈伯达、罗瑞卿和习仲勋。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致悼词。首都各界2500多人参加了公祭大会。李克农的5个子女也神情肃穆地站在家属的行列，自左而右分别是李宁、李冰、李治、李力和李伦，其中李宁和李冰是李克农夫妇的女儿，她们是李家的老大和老二。当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等领导同志走过来慰问他们时，有人说了句：“董老的挽诗夸奖了你们呢!”于是，人们把眼光一齐投向李克农肖像左侧那幅由苍劲而又隽秀字体组成的挽诗：
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
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
天不慭遗兹一老，人如可赎岂千家。
箕裘克绍芝兰秀，高举红旗障落霞。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一日
董必武
这不仅是对李克农功绩的称誉，也是对他的子女们破例地赞许和期望。被毛泽东称为中共党内善于作诗的两大诗人之一的董必武，在挽诗中用了3个典故，其中房仆射即房玄龄，唐初帮助李世民筹划统一大业，后任尚书左仆射；李左车是秦汉之际帮助韩信夺得燕地的谋士，此两处用来赞誉李克农。而“芝兰秀”则用来称赞他的5个子女的优秀才质。
弹指一挥间。董老亲书挽诗倏忽已过去了60年。如果从他1938年在武汉认识李克农子女算起，则已有84年的历史。84年的潮起潮落，84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李克农子女中最小的李伦也已在2019年6月去世，享年92岁。历史雄辩地证明，他们无愧于董老的赞誉和期望，因为他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创造出值得世人称道的辉煌。
二
与父亲一样，李克农夫妇的五个子女都出生在芜湖，马家巷1号曾是他们在芜湖的家。这个家在江城鸡窝街上。此街北邻长江，南倚鹤儿山，以形似鸡窝而得名。以后，人们嫌其俗气，以谐音易名“吉和”，一直流传至今。
1899年9月15日这天，一阵婴儿强有力的啼哭声从鸡窝街马家巷1号那幢民宅内传出。助产婆分别对躺在床上的李詹氏和守候在门外的李哲卿笑哈哈地说道:“恭喜你的大公子出世。”爷爷李培芳吩咐，按照芜湖李姓的辈分，给孙儿起名克农。李哲卿当然遵从。不过，为了不忘原籍巢县方面的血缘关系，他又给长子按照巢县李氏辈分取了另一个名字，叫泽田。不管是“克农”，还是“泽田”，都寓意明显，不能忘记农村。
此举的原因就在于李哲卿的生身之父仍在安徽巢县烔炀河镇中李村。而芜湖的这位人称“李老太爷”的人，仅是李哲卿的养父。李克农在1953年2月亲笔所写的《自传》中是这样叙述的:“祖父李培芳在洪杨变乱时离开安徽原籍，逃难到江苏、浙江，以撑船为生，后在安徽芜湖居住，因无子乃过继余父为子。原籍安徽巢县烔炀河镇人，寄居芜湖五十余年。父名李道明，又名哲卿，在芜湖海关及常关当职员，直到辛亥革命时解职，以后又在税收机关供职。家中有平房十余间，坐落(在)芜湖吉和街，生活尚可维持。大革命后父亲失业，借债度日，那时我已被国民党通缉，全家十余口人的生活，全赖父亲与赵瑛同志维持。”
赵瑛原名赵彩英，是芜湖“光华照相馆”老板赵筱舫的独生女儿。照相馆设在中山路中段、大花园附近。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社会里，赵彩英被她较开明的父亲送进芜湖“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成为当地第一批进入女师读书的学生之一。1917年9月，18岁的赵彩英与同龄的李克农结成伉俪。10年后的1927年4月20日，赵彩英又不顾怀着身孕，在瓢泼大雨中冒险渡江，通知处于敌特兜捕网中的丈夫及其战友及时转移，以后相伴李克农战斗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1931年4月由于顾顺章叛变，获中央特科李强通知后，她携带两个儿子仓促地离开驻地，流落上海街头一月之久，以后返回家乡芜湖，开始了她多年辛劳的小学教师生涯。在与丈夫分别6年的日子里，赵彩英以微薄的工资赡养公婆，抚育五个子女，被李克农的父亲敬重地称为“赵先生”。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赵彩英与丈夫在芜湖重逢，以后跟随李克农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桂林，从桂林到延安，又从延安到北京，直到看见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城楼上。赵彩英后来改名为赵瑛，一直在安全保卫部门供职，1961年1月6日因患癌症溘然长逝。赵瑛逝世后，同志们曾悲痛地称颂她:“坚毅忠贞，历尽艰辛，终生为党的事业奋斗;教育后代，无限忠诚，一家人献身革命。”李克农则以流血的心，深情地赞扬自己的老伴为“母仪典范”。
三
李克农夫妇第一个爱情结晶是个女孩，原名李凤修，后改名李宁，1918年10月12日在芜湖马家巷1号呱呱坠地。李宁在40岁时担任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女性省厅负责人，被载入公安史册；60岁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对外联络部部长。李宁之后是李冰，仍旧是个女孩，她在1920年5月13日出生之后，曾被家人取名李双凤，后改为李冰。自1956年以后，李冰一直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后任院长，也曾担任过卫生部的全国肿瘤领导组顾问组长、中美癌症科技合作中方联系人，曾被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十二大代表和候补中央委员，是国内外肿瘤界知名专家，公元2000年7月已驾鹤西去。
自李冰之后都是男孩，他们分别叫李治、李力和李伦。李治原名李治修，出生于1922年8月，是李家子女中唯一在上海工作的人，建国后曾历任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局长、市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上海市轻工业局副局长，公元1998年逝世。生于1924年8月19日的李力，原名李潜修，4岁时过继给舅舅，改名为赵宗李，到延安后，即恢复原名李潜修。1987年他从总参通信部副部长任上退下，转行从事电子学会和军工、商贸集团的工作，成绩斐然，曾出过多本书籍，公元2014年1月以90高龄去世。原名李润修的李伦，生于1927年10月6日，是李克农夫妇最小的儿子，也是在父母身边最久的孩子。他对中共老一辈领导人诸如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叶剑英、李涛、陈赓、张云逸、罗炳辉等都很熟悉，他们常称他“小把戏”。他曾是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授衔中将。他的夫人羡蕴华是中国著名橡胶专家羡书城的千金。
芜湖和马家巷1号留给他们的回忆是无穷无尽的。这里有苦涩，也有温馨;有痛苦，也有欣喜;有失望，更有希望。父母以自己的言和行告诉他们：“要学会独立地创建自己的生活”，“不要向邪恶和困难低头”。
李宁和李冰都曾清楚地记得，那是1926年底，北伐军到达芜湖前夕，年仅8岁的李宁拖着一条长辫子从学校回到马家巷1号。正在这里和父亲议事的阿英叔叔一见她就嚷道:"来，我给你把这条辩子剪掉。”说着就挥动剪子咔嚓一声，长辫子顷刻间成了当时的新发式——耳道毛。父亲在一旁呵呵笑道:“迎接革命的到来!”1927年11月29日，国民党芜湖市公安局局长徐树率大批军警闯到鸡窝街马家巷1号捉拿李克农。李宁和李冰看着父亲搭一块跳板跑到街对面布店的楼上。反动军警吓唬她们，要她们告诉父亲的躲藏地点，姐妹俩的回答是:“不晓得。”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李克农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李哲卿和他的二儿子、三儿子也因此失业在家。马家巷1号的生活每况愈下，只得靠借债和赵瑛当小学教员的微薄薪水维持。这期间。宪兵不时来搜查迫害，债主经常登门逼债。在二女中就读的李宁和李冰，每天的中餐不得不用开水泡锅巴。虽然如此，她们每次考试成绩都在前三名之内。用她们的话来说:一是挣口气，二是减轻母亲负担。因为校方规定，前三名可以免交学费。
1934年，窘困的生活终于使马家巷1号十几口人处于断炊的境遇，李宁姐弟们读书成了问题。一天，赵瑛把李宁、李冰和李治召到自己的膝下，以凝重的口吻对他们说:“你们也慢慢长大了，不要依靠家庭了，要学会独立地创建自己的生活，有机会在学校学习固然好，但不是唯一的，有些大学问家就是自学成才的，只要自己努力辛勤地劳动，总会获得丰硕的成果。”于是，李宁经伯父李佩之和李克农的好友王振武介绍，先后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合作社和当涂民众教育馆当职员。李冰经人作保，来到芜湖弋矶山医院学习护理。小学刚毕业的李治先后送到“光华”和“太平洋”照相馆当了学徒。为了生活，他们过早地走向了社会。这期间，从李哲卿、赵瑛开始，马家巷1号的人们都喜欢阅读报纸。与其说是关心新闻，不如说是在那新闻之后，探究那全家人魂牵梦绕的问题李克农在何方?红军在哪里?没有眼泪，只有刚毅；没有嗟叹，只有企盼。赵瑛和孩子们都相信黑暗终将过去，黎明必定到来。
自1931年4月后，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瑞金和延安，李克农总是能够通过特殊的渠道，与家人取得秘密联络。当六年后第一次重逢来临时，马家巷1号内竞演出了一场啼笑皆非，悲喜交集的活剧……
四
1930年初，以李克农为首的“中共三人特别小组”成功地打入国民党特务总部之后，根据党的指示，赵瑛带着李治和李伦来到上海作掩护工作。这时李克农在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担任电务股股长，掌管着全国无线电报务员。钱壮飞在南京特务总部任调查科长兼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胡底则先在南京主持“民智通信社”，以后又赴天津创办了国民党在北方的情报机构——“长城通讯社”。他们的联系人是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陈赓、陈寿昌和李强等，顶头上司是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
可就是这个顾顺章，在1931年4月下旬出卖了“中央三人特别小组”，出卖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在上海的所有机关。幸得钱壮飞趁特务总部负责人徐恩曾不在，译出密电，李克农打破常规找到陈赓，将紧急情报迅速传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委负责人周恩来那里。一场灾难性的后果被减小到最低程度。恼羞成怒的国民党特务总部于是下达了对“中共三人特别小组”的通缉令，咬牙切齿地声言要将这“中共三大怪物”捉拿归案。
环境的险恶，时间的紧迫，撤离中央机关任务的繁重，使李克农难以脱身通知赵瑛携带两个儿子撤离。中央特科二科的同志被派遣作为通知人。赵瑛当即问到:“撤到哪里去?李克农在哪里?”那人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你们先暂避一下。”于是赵瑛带了点换洗衣服，匆忙坐上了黄包车，离开上海元裕里的家，开始了流浪生活。
李治还记得，那年他刚9岁，弟弟李伦才4岁。他搀着弟弟，跟在妈妈后面踽踽而行，今天夜宿这个菜场，明天夜宿那个菜场。钱用光了，只能限量，一人一天吃一个烧饼。即使如此，相依为命的兄弟俩没有叫一声苦，也没有流一滴眼泪。革命者的后代就是有骨气。还是妈妈机警，她告诉李治，上海四川北路熟人关系多，何不到那里碰碰。
真是天助母子三人。一天，眼尖的李治一眼看到在酱园里买老酒的宫乔岩，几声“宫伯伯”的乡音叫嚷，使这位化名王少春的中共秘密战线的斗士惊喜交加。赵瑛和孩子们当即被安顿在四川北路的一家民宅内。宫乔岩把消息告诉他的入党介绍人、内弟阿英。这位称钱德海和宫乔岩为二姐、二姐夫的阿英获悉后，立刻报告中共中央。此时已是1931年的5月中旬。
当周恩来告诉李克农“他们母子平安”的消息时，这位平生极少流泪的汉子眼圈红了，系在心上的石头这才卸下。
1931年5月下旬一个朦朦胧胧的黄昏，在黄浦江边的一块飞地上，李克农与赵瑛母子三人见了面。此次会面是阿英通过上海泰东图书馆精心安排的，当然也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会面时间很短，在深情地吻了吻李治和李伦后，李克农告诉赵瑛，他要到苏区去，因白色恐怖，路上困难很多，妇女小孩不便同行，请她携二子回安徽。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滴眼泪，赵瑛默默地点点头，就带着孩子告别了李克农，离开上海，回到了家乡芜湖。
1931年8月的一天，李克农经过精心化妆，在地下交通员的引导下，悄然离开上海，几经周折，于12月底踏上了通往江西瑞金的大道。赵瑛自1931年5月离开上海后，也就与丈夫完全断了音讯，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探知红军的行踪，猜测丈夫的下落。但李克农并没有忘记赵瑛，没有忘记他的五个子女，没有忘记芜湖马家巷1号。
李伦清楚地记得，那是193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母亲将他从床上叫醒，脸上充满神秘而欣喜的神色，低声对他说:“润修，你爸爸来信了，他在那边很好，特别想念你，很想叫你写封信给他。”年仅6岁的李伦来劲了，一骨碌爬起来，在灯下写了一封令李克农永生难忘的信。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爸爸:我现在已上小学了，在妈妈和姐姐、哥哥的督促下，认得不少字了，所以能给你写信。我们全家人都很想念你，我更是如此，
经常在梦中哭醒。别人的孩子都有爸爸搀着上学，给他买纸买笔，而我们家穷，没有钱买纸买笔，只好用废纸和笔头，有些是姐姐和哥哥
用剩下的，有些还是在路上捡的。但我从不淘气，读书也用功，学习成绩也好，请放心……
信封也由李伦写就，收信地址是江西省瑞金县一个商店。李克农接读李伦的信时，禁不住热泪盈眶。红军高层的一些领导传阅了李伦的信，不少人也掉了眼泪。1938年，11岁的李伦跟着母亲到八路军
武汉办事处时，李涛、周兴、刘志坚、刘少文等都摸着他的头问李克农：“这就是那个写信的小子吧?”李伦没有想到，他的信竟能在父亲和红军领导叔叔那里留下如此深的印象。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芜湖马家巷1号的主人们从敌人报纸上获悉这个消息后，又对红军和李克农的命运牵肠挂肚起来。他们焦急，企盼；企盼，焦急。整整的两年，全无李克家农的一点音讯。
峰回路转。1936年11月，一封从陕西省会西安市发来的信，使马家巷1号全家人都落了泪。这是悲喜交加的哭，因为信是李克农写来的，不过信封却是东北军军用缄。据李克农后来说，这是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帮的忙。自1936年1月、3月和4月数度与张学良会面以后，李克农就与张部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建立了友谊，红军和东北军也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战线。自此，红军方面给国统区家属的信，就由六十七军包下来，由他们交给西安邮政局递送。
李克农的这封信写得很长。李治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一句话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思念家人之情，你们可以想象到。”这就是活生生的李克农、一个道德修养甚好的共产党人。
李克农对妻子的忠诚，他的同事和朋友每提及此，都会伸出拇指
夸奖。1962年2月10日，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到开罗时，正在这里开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的夏衍不禁泪如雨下。他以抖颤的笔追忆了老友的往事，深情地说道:“克农同志对自己十分严格，生活朴素，平等待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人传统道德中的最优秀的品质。按习惯的说法，对他年高的父母，他是一个孝子;对赵瑛同志，他是一个最好的丈夫。”
5年多了，与爱妻赵瑛分别5年多了。这期间，无论是在江西苏区，或是在陕北根据地，他仍然思念着他那远在家乡芜湖的“糟糠之妻”——赵瑛。
这一点，美国新闻记者斯诺是有强烈感受的。1936年10月中旬的一天，在斯诺4个多月的采访生活结束，即将告别陕北苏区时，边区的很多领导人包括李克农在内都给他送行。临别之前，每个人都有话要告诉斯诺。斯诺以他新闻记者的幽默笔调给予了一一记载和描述。其中，李克农语出惊人:“给我把老婆送来吧!”顿时，送行队伍中爆发出一阵哄笑声，可平日极幽默的李克农这时却显得正儿八经。这不能不使斯诺强烈地感受到李克农对妻子的一往情深。1936年11月的家书，大约就是李克农在送走斯诺之后时写下的。自此以后，李克农的家书不时寄回家。
据李力回忆，他在1937年初就收到过一封。信是寄到光华照相馆的。过继到赵家的李力拆开一看，是生父之信，信的内容是:他一切还好，现在国共就要合作了，他在“胡公”下面工作，很有可能要回来看看。李力不敢耽搁，连忙跑到马家巷1号，把信交给了母亲赵瑛。赵瑛后来才知道信中所说的“胡公”就是周恩来。对于信中所说的要回来看看，她以为只是说说而已，真要重逢，还不知哪年哪月。
谁知这一天却突然降临了。1937年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马家巷1号门外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叩击声:“笃、笃、笃!笃、笃、笃!”
李哲卿和全家人的心一下子全拎了起来。依照以往的经验，在家家都要休息的时刻传来如此沉重的敲门声，不是军警搜查，就是债主要债，或地保收捐。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哲卿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又重重地坐了下去。他咳嗽一声后，回过头对着长孙女李宁瞄了一眼，示意她去开门。
李宁此时正好待业在家，见祖父不断瞪眼，就只好一步一挨地来到门边，拔开门栓，慢慢地打开半边门，只见一个夹着皮包、身着黑衣、戴着墨镜的人立在门口。她以为是要债人或收捐人来了，就对来人说:“我爹爹不在家。”谁知来人直闯进门。李哲卿见状不好，吓得连忙往楼上跑。这时身后传来“阿爷，是我，我是克农”的熟悉乡音，李哲卿从楼梯上转过身来，定睛看着从天而降的儿子，不禁悲喜交集，老泪纵横。赵瑛及孩子们也闻声赶来了。对于她来说，夫妇相见，默然无言，唯有热泪流淌;而对于子女们来说，则是“父子相逢不相识”。
李克农告诉家人，此次他的目的地是上海，从西安出发，搭乘的交通工具是飞机。这是一架国民党方面的专用飞机，飞机是来西安接参与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冲到南京的。专机在南京机场降落后，思家心切的李克农就抽空搭上一艘宁芜快轮向着家乡芜湖奔来。由于时间紧迫，他只在家待了一个小时，就又匆匆启程了。临行前，他告诉赵瑛，等到上海筹办起红军驻沪办事处后，再接她去畅叙离情。
转自＜中江文史〉芜湖市委党校教授姚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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