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提到了工作中的高管、经理人，不需要深度工作就能为企业创造极高的价值。这是不是就与我们本书的内容相背离了呢？我们接着往下读。
杰克·多西推特创始人之一，他曾买下一座大楼，只是为了让开发人员在共享的公共空间里工作，以便员工遇到问题时，第一时间获得帮助。
即时通讯，以及各大供应商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更是将人们对互联网的顶礼膜拜推向了顶峰。
这便是近年来三种商业潮流，也可以被称作“联结文化”。作者在书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与深度工作是完全背离的，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潮流要比深度工作更为盛行。
尽管有一部分人是深度工作的拥护者，但由于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复杂性比体力劳动者高许多，所以暂时我们还没有办法去衡量个体努力所带来的价值。
于是人们往往在工作中使用最小阻力原则。
最小阻力原则：在工作环境下，若各种行为对于底线的影响没有得到明确的反馈意见，我们倾向于采用当下最简单易行的行为。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联结文化会持久不衰了。
第一个原因关乎对个人需求的响应。因为如果在你所处的工作环境下提出问题，能够立刻得到答案，那么你的生活将会立刻变得特别简单。
第二个原因，在这种环境下利用收件箱管理一天的工作是可以被接受的。一旦已将电子邮件转移为边缘工作，你就需要采用一种更为深思熟虑的方式理清下一步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长。
我们都知道这种计划很难制订，也很难实现，所以才显得联结文化尤为重要。
除了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联结文化，我们还不得不考虑生产力带来的影响。
作者在书中讲到，在工业时代生产力的标准是没有任何歧义的，即为单位时间产出产品的数量。
现在的知识工作无法准确度量，所以越来越多的工作者表现为可视的忙碌，以此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当然也有很多人，比如以已故诺贝尔获奖者物理学家查理德费曼为首的知识工作者，能够很准确地分辨出重要工作，并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到重要的事情上去，想必，这就是他能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然而纵观当今社会，深度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十分稀有。那是因为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很少去衡量新科技的利弊，常常自以为是的认为只要是高科技的就是好的。
就像已故传播学理论学者、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曾说的，“技术垄断阻断了其他选择。”
我们又何尝不是在这种“与网络相关的行为都是好的”的理论下，放弃寻找准确目标，将浮浅工作的表面忙碌变成了生活中的一种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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