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迫于何
——公孙尚
时壬寅年冬初秋末，瘟先复于岭南，病者日增数千余，其势大甚于从前。后燕京川楚之地复，燃至全国。大疫三年生未曾述之，今观世事疫不止于疫，遂成文自叹。
连年之疫均已平，益于封门。然民之生，国之力大受其扰，多有负债不安者增，更殒其命。二十载官者党聚之，保其位，除异议，论疫何为。话毕风紧外松，无封门区舍代之自控官文谓曰“二十”。然数月不减，增者倍，百姓惶惶不可终日，无可慰藉。今闻有奸者商于疫，谋国难民灾之财，愤愤然！
古今多有贫富者，官商书农不以贫贱区之，皆言财富应取之有道，非道之财来之即散，且安知不累其后世。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比言乃百年之训也，警之后人！
今天下疫起，商官均已无古，民该何以为生当思自虑。尚黑安能关乎百姓之死活？唯小人朋党以自保，权金之交以肥私矣！
不居庙堂不谓忧民，身处江湖亦不忧君，一腔残血感于肺腑却不能多言。病榻之上胸意难书，顿足长叹迫我者谁？官政乎？奸商乎？疫乎？
南城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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