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件在电影镜头中的运用
姜文电影里物件的设置最为恰当的控制了其节奏和段落的效果，这在《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中都有很好的体现。戏剧中构成冲突和引发结局大多是靠物件来完成，物件同时表明环境和时代背景，任意刻意在舞台上摆弄的物件都具有暗示的意味，极易埋下伏笔，统一段落的结构。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灯笼准确的象征了在封建社会夫权压迫下，妇女扭曲的生存状态。
《让子弹飞》中的物件设置没有那么沉重和压抑。
在姜文的电影中，物件基本拥有上面提到的所有功能，而重复（大多为物件和语言即对白的重复）出现的元素构成姜文作者型电影的特有的意义。
假设有这样一场戏：一个老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看着对面墙上的钟，这时候他听见了开门声，吃力地把头转过去看了看，没人。老人又抬起手数着日历上的日子，一不小心打翻了桌子上的水杯……墙上的钟还在响着……我们都明白老人或者是在等一个自己想见的人，而钟进一步的意义就是老人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在《子弹》中，火车翻滚落入水中，张麻子问话马邦德一场，钟的作用仅仅被导演用作节奏的调整。快速的正反打切换，零碎地对白，统一的镜头调度：在第一圈完了之后，张麻子的几个兄弟举起枪。第二次问话完他们都摘下面具，之间每个人都有镜头的交待，而张麻子的反应连接了这些无角度变化的画面使得一段戏紧凑完整。重点是姜文对钟的描写（相同的取景和角度）：特写上发条的动作，钟放在火车上的声音，这些元素很好的控制了一段对话，显得生动有趣。他在假定的时间里和马邦德斗智，观众很容易的认同处于劣势的师爷。这样的例子在姜文电影中数不胜数：唐叔去北京找天鹅绒（《太阳照常升起》），与崔健的一段对话中那张纸也是：容易的认同的是唐叔，这个时候崔健作为一个引导者帮唐揭开他的结，声音在这段中的影响便没有《子弹》中的那么明显，主要是对纸的镜头描述，纸上的东西又讲给了唐，又讲给了观众：重点是纸。张麻子和汤师爷“站着把钱挣了”那段戏是同样的调度，像在《子弹》中的，物件是对白的辅助和镜头之间的过渡：重点是对白。《鬼子来了》中“出了村过了河”几个人商量如何处置两个俘虏时，那碗水以及喝水的声音都与开篇的对话十分相似。
较为巧妙的是接下来的那个鼓：原本是鹅城百姓申冤的工具，却成了团练教头武智冲的玩具，“鼓都锤破了，说明很冤呐”姜文戏虐的升起了堂。并告诉师爷那个不好使，得用这个（枪）！鼓形象的表明了鹅城百姓，黄四郎和张麻子以及汤师爷的立场。物件有意为人的贬称：若果在师爷和张麻子的对话中需要一物件结构，那么县长夫人也是：“她已经是寡妇了，我就不能让她再守活寡”，师爷清楚地知道她不是寡妇，由此引发这些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心理状态，处理得行云流水。
行动的基本环节是“感受-注意-判断-思考-决定”，在《子弹》中导致六爷悲剧的行动线在胡万那里是预定的：胡万和武智冲一个白脸一个黑脸逐步的决定六爷感受至思考的整个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在悲剧之后又有一个判断-注意-感受的段落：六爷明白以后。接着采取新的行动由张麻子完成，引发他的一个完整的心理过程。行动体现了不同人物的个性，师爷便是另外一种。因为人物的目的不同，师爷是生存和赚钱，张麻子则是公平和赚钱，黄四郎为权利和赚钱。姜文在段落之间的处理最为流畅：每个段落之后，三方都会开始自己新的行动布置引起下面的对抗：其中严格的逻辑就是人物性格。胡万和六爷的对话是用凉粉来组织的，权利的对抗用枪来表现，六爷的性格是他产生悲剧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凉粉。《鬼子来了》则完全遵循基本的行动线条，人物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决定一项，只是被动的接受，然后判断，最后由主动导致悲剧的产生。
总的来说姜文视听表现的特点是：快！节奏要快。《子弹》中的视听语言不再委婉含蓄，而是一种类似西方的视觉和听觉的刺激。姜文在视听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鬼子来了》和本片非常相似：只是带着历史的框架显得沉重了许多。很多处理都是在原本安分的对话场面中加入或幽默或意外的元素：镜头分切与组合都依靠人物的动作表演来完成。《鬼子来了》审问俘虏一场戏中最主要的用于导演调度的物件是那块幕：在主观视点上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视觉效果，充分的体现了两边人物的心理状态。《让子弹飞》中最精彩的调度就属张麻子，黄四郎和汤师爷对话一场：镜头运动稳重有序。和《太阳照常升起》中疯妈最后的一段独白相同都是运用环轨来实现，独白一段颇具感染力，不断地切换在疯妈和李不空留下的遗物之间。三人对话这场，运动轨道主要还是用来控制节奏并渲染气氛。开场时，镜头多数运动，谈及张麻子时，切换为静态画面（武杀死卖凉粉的），因前后的对比，气氛突然变得凝重，紧接着镜头开始重新运动，大多为特写加快节奏，整场戏干净利落。
物件设置悬念：无论是《鬼子来了》中的鸡带徽章还是《太阳照常升起》里疯妈的衣服和算盘都有这样的效果。《让子弹飞》中物件的使用更为含蓄，帽子（帽子有着前后更为有趣的话题：就是黄说：“若果当初是我本人去接而不只是送了顶帽子，结局会不会不同”，帽子表明了黄在失败之后的一个态度：对张麻子的态度。而两人的对抗也是由帽子开始：张麻子进城便将黄的帽子戴在马头上），姜文用物件将故事讲到某个点上：《太阳》中阿辽莎的信件，黄秋生的枪，还有天鹅绒；《鬼子来了》中鱼儿她爹的枪；《让子弹飞》里，汤师爷的委任状，黄四郎的地雷，都给观众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就跟理想一样，姜文电影中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图片上传失败...(image-a5001f-1534411239370)]
象征是物件在影视中承载的最重要的作用：姜文电影中重复出现了枪，武士刀，火车等一系列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东西。《太阳照常升起》里火车代表了小队长不为人知的一段生命历程，而在《子弹》中，火车出现表明了年代和其背景，马拉火车在视觉上有较强的冲击力。另外，“鹅城”的命名，权利，金钱在片中均有所指。“象征是具体的，但能又能给象征以某种可能”象征一般具有不同层次的解释，这也是其魅力所在，能使观众直接主动地参与人物的内心活动。最后撒银子一段的寓言故事目前最合适的对象就是土地革命，说明了群众获得主动性的条件。姜文的电影是男性的：他有着英雄主义的情怀；所有影片除《鬼子来了》之外都突出影片的浪漫色彩，表现在他非常工整但又随意的镜头画面里；本片首尾对应，体现了故事过后张麻子的迷失，黄四郎出现在了结尾的火车上，这使得火车又代表了和开始不同的东西，一个新的故事的开始……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