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谢依《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苏东坡传》18朝堂风起05
一日，苏轼与司马光、范缜一同商议政事。书房里暖意融融，但并肩作战的三人却是心如寒冰。司马光是青史留名的良臣，范缜则是坚持原则的良士。司马光与范缜此时都因为气愤厌恶而辞去了官职，范缜更是强硬，他去职之时，还专门写了一篇辞呈。
苏轼说： “范兄你当时写的辞呈真的是把王安石气坏了，实在是大快人心呐。”
范缜一身布衣，微胖的脸上满是未消的愤怒： “实在是气愤至极，朝廷出了这样一个怪人，软硬不吃，不理世情，像只倔驴子一样拉都拉不回。一手遮天，眼看着这天下全被他糟蹋了。说了不听，不如辞了干净。”
司马光点点头说：“范兄所言甚是，待在这样的朝廷里，不如一走了事。”
“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有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有残民之术。范兄这几句着实说得痛快!”苏轼击节而起。
“可惜说得再痛快，依然改变不了什么。陛下不过就是将奏折给了王安石看，终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动作。”范缜倒是有些失望，自己辞官不是为了气谁，只是为了警醒皇帝，却奈何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司马光在三人中的声望是最高的，曾经也是支持王安石的一员。在被外派至陕西做官之后，为人严谨理性的他还诚恳地与王安石讨论过新法。
但几经书信来往之后，司马光彻底看清了所谓的新政，在百般劝说王安石无用之后，才与王安石决裂。当时皇帝还几番召他回京，但他早已心寒。
“只要司马光在侧，朕就犯不了什么大错。”宋神宗经常这样说，但在司马光看来，在侧又如何?再怎么说也听不进半句，自己的存在有何意义?若非失望绝顶，司马光也不会请辞。
司马光与范缜二人遭受如此境遇，让苏轼隐约望见了自己未来的命运。
看到司马光和范缜的遭遇，不得不说王安石对付上司颇有心得，能够让皇帝言听计从，这是一种本事，也只是官场中的存活术之一。我小时候听书，书中有个人物是宋朝的宰相叫寇准，当时觉得那人很会揣摩人心，但是他三观很正，并没有像王安石这样得势之后排除异己。但是他好像又能与贪官相处，好比是一道光，矗立在忠臣的前面，替他们拥有一席之地。贪官怕他，皇帝依仗他，他也没有恶名。
苏轼亲手为司马光与范缜两位老友满上茶水，澄澈的茶汤如镜子一般倒映出三人的神情，既知天命，何妨洒脱以对?
三人举杯一饮而尽，一切言语尽数倾入腹中，混着这萧瑟秋风，惨淡秋雨，晚来风也急。起身之后，又是另一篇故事了。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样的气魄，只有那些坚持政见，坚持初心的人才拥有，哪怕要搭上自己的前途，从此一生颠簸，也依然义无反顾。
这一件件事，让苏轼看清了王安石和他推行的新政，也促使他写下了那篇令王安石暴跳如雷的万言书。如后人所说： “整篇文章充满了机智、学问和大无畏的勇气，义愤的争论中夹着冷静、简明的推理。有时文笔犀利，直爽无比；有时徐徐道来，引经据典。文章内容巧妙、诚挚、有力，对世事满怀激情和悲哀。”
当时，苏轼在将万言书递上去的那一刹那，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继司马光、范缜和弟弟苏辙之后，本可置身事外的苏轼主动递交的这封万言书，让他直接被贬谪。
苏轼写道： “我想说的话，只有三句：希望皇上能结人心，厚风俗，存法度。君主所依靠的，就是人心，这就像树木依赖于树根。如果君主失去了人心，他的统治便会灭亡，这是必然的结局。”苏轼认为，好的朝廷要靠吸纳不同意见，保持健全作用来维持的，历史上有名的贤君，都是希望听取不同意见，用以完善自己的决定。
万言书中所说之事甚多，苏轼很直白地向神宗陈述，当下全国的商业已经被打击殆尽，近到京师四周的省份，远至川蜀地带，人人自危。何况自历代起，管理财政的都是三司。如今皇上放着三司不用，忽然又建立起一个所谓的“三司条例”一司。这一司每天就是几个年轻人在里面空谈议论，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派几十个使者去全国宣传推行新政。不管实际，不论世情，这几个年轻人和几十个使者为了自己的政绩和利益，大肆造假。新法早已失去民心，再坚持又有什么意义?
这样一封言辞恳切的万言书交上去之后，神宗却没有反应。虽然越来越多的官员顶住压力开始弹劾新政，但是在神宗眼里，新政在大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有个别条例不适合罢了。
此时神宗虽然已经下令禁止强摊贷款，但新政依然在施行。这就像个偷鸡贼，说是有心改过，但却仍要偷鸡，只不过，把一天偷一只改成一个月偷一只而已。对此，苏轼再上一书，苦口婆心，历数新政施行以来对全国造成的害处。
王安石见状，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对准苏轼。此时，那些反对王安石的高官大臣大多已经去职，形势对苏轼越来越不利，他知道，自己此时再上书也不过是加快自己被贬谪的速度，让自己被贬得更偏远而已。
但即使如此，苏轼还是借考试进士策问的机会，对王安石进行讥讽。这一次，王安石直接把苏轼免职了。而此时整个朝堂之上已经没有一个人能为苏轼说话了。王安石让自己的亲戚兼随从谢景温弹劾苏轼，理由是滥用职权。
谢景温扬扬得意地状告苏轼： “在护送其父苏洵的棺木回四川时，苏轼不仅滥用了政府卫兵为其行守卫之职，而且还私自用公家钱粮给苏家买了家具，甚至利用自己乘坐的船只购买了大量私盐用以谋利。”为了证明这一点，王安石还马上派了大堆官员到苏轼一路经过的地方调查走访，向每个见过苏轼的船夫和士兵询问。可惜白的就是白的，再怎么抹黑也变不了黑的，这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苏轼对此次弹劾的唯一评论。
王安石再一次用伪造的新政政绩唬住了神宗，苏轼面临被贬谪的境地。神宗本意是将苏轼作为太守外放，但是王安石与谢景温却不同意，他们想把苏轼放得越偏远越好，以让他永远地远离政治中心。
神宗与王安石的意见相持不下，最后折中把苏轼派到杭州作判官。杭州判官官职微小，但杭州至少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也许在神宗的心里，苏轼终究是忠心可感，人才难得。
苏轼准备离京去杭州上任之时，京师突然发生了暴乱。此事起因是前一年开始实行保甲法，当时士兵一直在京师周边村子里练兵。村子里的居民被要求上缴军备，如弓箭刀枪等，弄得村民人心惶惶，加上谣言四起，传到后来，甚至闹出将派村民上前线打仗的消息。
为了躲避可能被征兵的命运，村民做了不少惨烈的事情，比如自伤手腕，自断手指。为了逃兵役，村民先是示威，后是抗议游行，最后演变成暴乱。在铁血镇压之下，暴乱很快得到平息，但这次暴乱正好发生在韩维任太守所辖的地界，他难辞其咎，自然遭到罢免。
苏轼对保甲法的弊端虽然心知肚明，无奈此时他已经是自身难保，徒呼奈何。
想来韩维一手锦绣文章，一腔忠肝义胆，也只得收拾行装，贬谪外放，时也，运也。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七月，苏轼带领家人离开京师，赴杭州去任职判官了。他别过了血雨腥风的朝堂，虽然心有愤懑，未能一展报负，但也因此收获了一段温软时光。
1069到1071的两年时间里，苏轼经历了新政风波，因为忧国忧民没有置身其中，慷慨上书，最后被王安石针对。苏轼被贬谪，就意味着远离了政治中心，他的豪情壮志一时难以展现了。这是朝代的悲哀，虽说苏轼不见的是旷世奇才，但是其品行端正颇具干精神，如果能在好的朝代，有明君的情况下也许走得远一些。
苏轼原本可以暂避锋芒，韬光养晦，但是他不能违背心中正气，所以才站出来得罪王安石。从这一点上看，他品性高洁，不想与有些人同流合污，但是官场并没有真正清明的，在没有顶级世家加持的情况下，如果要往上走，势必要和光同尘的。苏轼在那一刻选择了顺从本心，也注定了他的政治命运，这不能说不明智，而是他选择了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从他选择的那一刻起，政坛上的苏轼其实在隐退，这也便成就了文学史上独一无二名垂千古的苏轼。
--读书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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