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阅读1小时，总计2495小时，第2426日
阅读《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
法国对胡格诺派施以大屠杀的消息迅速传遍欧洲，引起各国强烈的反应。天主教国家对此倍感欣慰，而新教国家则十分愤怒。然而，不同的反应却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反映出各国对大屠杀动机的惊恐。在胡格诺派的大肆宣扬之下，无法核实的流言和指控迅速传播开来，使得这种惊恐之情愈发强烈。因此，查理九世及其身边众臣需要完成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向欧洲其他国家的王室证明处决科里尼及其“追随者”的合法性，同时将之后在城市中发生屠杀事件的责任推到“民众”头上。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合法性来自遵守公正、公平这一非书面原则。
面对来自国内外两方面天主教徒的巨大压力，查理九世动摇了。他逐渐被迫放弃维护圣日耳曼和平敕令。而在新教徒眼中，维护和平敕令是将8月24日的处决行动限定为一项纯粹“政治性”行动的唯一有效证明。此外，为将第一次——即国王下令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合法化而进行的论证对于王权的观念史而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伊丽莎白女王不可能继续维持和一位受到她的盟友谴责的国王之间的同盟关系，否则她将颜面尽失。然而，若法英两国之间的协约毁于一旦，则意味着法国之前在外交上的一切悉心努力将前功尽弃。查理九世也意识到事态的紧迫性，决定在欧洲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自我辩护。
大使和国王的密使大多赞成势力均衡，他们的身份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国王的这场舆论战失败了，那么法国只能去投靠西班牙。它将失去新教阵营的支持，不得不完全仰仗天主教阵营。而在国内，反对两种信仰和平共存的一派人将再次得势。这也正是拉·莫特—费奈隆向太后美第奇所阐述的推导。 为了避免法国陷入这种危险的境地，这场舆论战必须取得胜利。
国王组织绝大部分讲话和演说的目的是使人们将两件事明确地区分开来：一是“处决”科里尼及其副官，二是在之后城市中突然爆发的大屠杀。根据留存下来的这些演说的文本，大屠杀的爆发被归因于天主教徒的狂怒，皮布拉克称这群“鲁莽冒失的民众”愤怒得就像是一场人力无法阻止的狂风暴雨。 国王认为民众的行为失控有违他的意愿，因此感到十分愤怒，责罚了这些人。
世俗政府的核心任务实为维护公共秩序，而非维护一个唯一的宗教信仰。沙尔庞捷扼腕道，和平的理想本应在圣日耳曼敕令颁布后逐渐变成现实，然而，这个“事业”拥护者的罪恶之举让希望化为泡影。圣巴托罗缪惨案发生之后，国王的满腔怒火将会同时波及叛乱分子与和平派人士。
两人都认为谋反者试图在政体上做出改变。而这个词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指代公众利益的抽象概念。
在这个国家中，君主是唯一的仲裁者，而国家理性因实践之人本身的神圣性而变得神圣化，因此，任何一个臣民都无权对其进行批判。
信仰新教的嫡亲王最终也不得不屈服。孔代亲王亨利首先皈依： 9月 18日，他在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公开声明弃绝新教信仰，他的妻子和两位兄弟已于 14日在奥古斯丁修道院的教堂中皈依了天主教。
国王与为之服务的贵族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以感情为基础，相互信任十分重要。国王需要贵族在身体和灵魂上完全效忠于他，并通过赋予他们官职和荣耀作为回报。在这样一种双向关系中，猜忌只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而国王与新教贵族之间难免会因信仰不同而造成互不信任。
国王是决定国家利益及采取何种手段维护国家利益的唯一仲裁者，这种尚处在萌芽期的观念日后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对君权未来的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时最为响亮的声音来自天主教徒中的狂热派，温和派则大多保持缄默。而一些人故意选择遗忘，如克里斯托夫·德·图。他的儿子雅克—奥古斯特·德·图找到了父亲在书页旁亲手以拉丁文诗歌的形式写下的一处批注。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