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

《传者图像》读书报告

《传者图像》梳理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过程，探讨了发展中的几大问题及其成因，对于一些在新闻专业主义中常见的逻辑漏洞也进行了批驳和更正，是一本有趣的专业书。书完稿于2005年底，彼时，新媒体尚未兴起，但如今一些典型的问题其实也并不新鲜。我的读书报告将对《传者图像》进行概述，并提出对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的一点拙见。

舆论之意就是它的来源：大众之言论。在国家和政府组织形成之后，相应的组织传媒（代表：党报）就诞生了。而这个分支在日后与街头小巷的传言一同成为便士报的发源。

便士报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就是党报和传言两者的共同发展历程的并集和进一步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报纸第一次尝试脱离党政，开始其独立的艰难发展。

《纽约太阳报》创办者本杰明戴第一次提出便士报的作用：刊载新闻，为公众服务和传输广告。便士报的创始之初提出这样的看法是有其原因的，便士报以普通人为中心，以普通人为报道对象和服务对象，这既是它的进步之处，也是日后引发便士报诸多弊端和争议的原因。以普通人为中心意味着在新闻相对独立的同时失去了经济支柱，而大量的广告介入会“弱化“阅听人”获得对事件、问题或媒体所称对象的整体感觉能力”，也不可避免会成为左右报纸立场的一股力量。同时，办报人作为“把关人”（这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他/她有选择新闻的能力，“为公众服务”的作用有意无意地掺杂了主观意见。因此受众所需要（need）的新闻经常被换成受众想要的（want）或是办报人想要的新闻。

后来出现的“黄色新闻”、偏激社论大概与便士报的起源不无联系。

这时候，雷蒙德的《纽约时报》出现了，并成为了便士报的顶峰之作（莫特评）。这是便士报迈向职业化的一个实际的动作，而后，新闻专业主义被提出时，很多内容《纽约时报》中都已经有涉及，例如摆脱政党、以报道为中心、社论保持中立等。

但是一家报刊的举动并不能实质上推动新闻行业的新闻专业主义。因为新闻职业的地位提升和行业内部组织成立也是必须的。而一切的基础就是新闻组织要能在社会中具有独立的地位，也就是新闻行业一直追求成为的“第四等级”和想要获得的“第四权力”。

“第四权力”和宪法赋予人们的言论自由有着很多本质上的不同。宪法保障的是基本权利，“第四权力”保障的是制度性权利。宪法作用的对象是个人，“第四权力”作用的对象是新闻媒体。宪法保障的是言论自由，“第四权力”保障的是新闻自由。

获得“第四权力”的新闻行业在通往新闻专业主义的路上迈上了第一级叫做“新闻自由”的台阶。

在拥有了新闻自由之后，便士报出现了一种夸张、虚构的风气。这种风气来源于便士报没有切实系统的操作手册，很多新闻从业人员认为基本事实真实即可，部分虚构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理解下，“黄色新闻”的出现似乎成为了商业化报刊的必经之路。

但这段时间也不是一无是处的。至少它给后来者以启发：新闻专业主义的立足根基就是报道事实，开启显露社会真相的窗口，以现象事实部分反映和启发真相。与党派划界并不足够，区分开事实与价值的区别才是新闻专业主义做到客观的根本。

这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第二级台阶：“新闻客观”。

做到以上两点已经很不容易，而新闻行业自身拥有的权利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膨胀，最终导致某种程度的垄断。由于新闻所处的社会位置很特殊（信息的枢纽），当信息成为一种财富时，新闻行业富有起来，也面临着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问题。无论是新闻组织内部不同职位部门立场对营利偏向性的争议，还是中间需求对新闻行业的影响，都从某种方面反映了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不可调和。

近来也有学派提出了“公共新闻业“的概念，但其定义本身模糊且有漏洞，新闻业本就是公共的，专门提出公共新闻业，要么说明了新闻业不是公共的，需要多加定语修饰，要么就是逻辑重复的错误。这样的定义更像是为商业化的媒体寻找借口。

事实上，信息时代到来，新媒体快速崛起，新闻内容生产者更多，新闻来源更广泛，新闻信息总量也更大。我们正在把过去我们赋予新闻行业的一部分权利回收。但是新闻专业主义并没有随着新闻制造的自由发展得更快，而是遭遇了危机。因为新闻的生产、传播、消费的门槛降到前所未有的低点，新闻专业主义更容易被埋没在海量的信息中。严肃的新闻总是更少消费者，而这造成的知沟又将进一步减少专业新闻的生产传播。

虽说新媒体对于传统媒体是一种挑战，但也或许是机遇，至少，能够自由地接触到更多的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