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宏观经济问题的方法

在探索宏观经济方面，有一些方法，归纳一下，大体是：第一是客体的极限：就是我们可以解决问题的极限，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都是有极限的，你不可能突破极限，就是说客观原理你无法突破。第二是边界，就是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工具是有边界的，边界没有突破前，现有的工具和方法就不可能解决你面临的问题。第三是转折，当工具和方法到达边际时，就必然会发生转折。第四是趋势，转折之后，趋势就会改变。第五是要在比较高的级别观察分析和判断低级别的变量，第六是要找到等价，等价才能分清级别。

  一、极限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物理的世界，是物理的世界，就都是有极限的，包括经济活动本身，一样是有极限的。极限的理念对企业的工程师来说，根本不属于必须强调的工作理念。今天，稍微有一点经验的工程师都知道，任何产品的性能都有一个物理上无法突破的极限，拿工程来说，水泥有很强的刚性，水泥不加钢筋，就不可能盖高楼；而钢筋水泥虽然有了柔性一样也有极限，基本上住宅楼27-30层的高度，就是钢筋水泥的极限， 22-26的写字楼层就是钢筋水泥结构的极限了；再高一些的大楼，就必须用钢结构了。现在的钢结构写字楼可以盖到100多层，但是就是钢铁也有一个柔性导致的疲劳极限，超过这个疲劳极限，钢也会断裂。

这些极限并不需要等到工程上接近它的那一天到来时才知道，而是早就可以通过已有的逻辑理论直接给出。比如，你不可能制造出来一台热机功效大于1的热动力机械。这看上去是一件悲催的事情，工业生产中，一大群人在努力改进产品性能时，总工程师来了，他突然宣布了这个产品的极限。但是，这其实是企业的福气，因为企业不必为不可能的事情浪费资源了。相反，只有缺乏极限思维的人才会想，“随着我对程序的改进，我的算法交易可以抓住任何市场的行情或抓住任何周期的行情”，那么这种程序化就变成了印钞机。

推翻这个世界上的极限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至少到今天为止，除了宗教或者某种美好的高大上理想，还没有发生过，因为绝对的理想可以有，但是客观世界还没有，按照绝对理想去工作，就要颠覆整个科学世界。

除了物理世界的极限，还有逻辑上的极限，推翻它，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比如说，你不可能在平面上画出一个三角形，让它的三个角之和大于180度。

二、边际

我们解决现时问题的方法是有边际的，所以对绝大多数问题而言，可以用方法解决的问题是很少的，而有方法能解决的问题，在可以解决的问题中是很少的，而能够用可控的方法解决的问题，一样是很少的，正如上面的同心圆。解决解决问题也是这个同心圆。比如经济危机就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不一定是你控制的方法能够解决的问题。

历史上，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有两类，一类是生产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但是结果是带来通缩，还有一类是制度设计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比如说蒸汽机发展到工业革命，是因为它等到了金融市场的制度性革命，等到了股份制公司制度出现、公司的股票可以买卖流通、债务变为了债券并有了流通的制度，苏格兰式银行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十八世纪末的时候，股份制公司在英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交通、保险、矿业这些行业的股份制公司飞速增长，融资额度在几十年里增长了60多倍，然后资产规模也迅速扩大。在股份制公司井喷的同时，这些领域的技术革新和规模生产也呈现出井喷的局面，然后第一次工业革命就在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依赖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落地需要规模生产和风险分担，如果缺乏大规模的长期资金，我们人类很难从作坊时代走向工业化时代，这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一场经济制度的革命；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份制使得大规模的筹资成为可能，是工业革命的催化剂；股份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演化的眼光看增长，归根结底，经济增长是技术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互作用驱动的。

三、转折

当技术和制度要素调整后，转折就会发生，英国工业革命是这样、美国的经济增长也是这样。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因为还有第二，第二就是制度变革，就是转变经济制度，把消费品的下游生产计划放开，按照价格进行资源的配置，这样技术、制度都发生了改变，转折就出现了。

转折带来了在要素价格上、资源价格上、人力流动上，都成为了活资源，乡镇企业、个体企业就都收获了资源红利。合资经营收获了外部经济红利，加入WTO扩大了对全球红利的收获。经济发展由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共通驱动。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复制，带来的既不是制度进步、也不是生产技术的革命。商业应用模式的创新，不会带来生产技术的革命。

四、趋势

趋势是我们对整体宏观经济走势的发现。研究宏观经济要分清全局和局部。人做事情时，限于自己的认知，通常得到的是局部碎片化的数据，仅就局部数据研判就会失去对全局转折的研判。做宏观的研判，常常需要跳出问题本身。这就如同你看蚂蚁的爬行轨迹时，不能跟在它的后面，而要从它的上方看。所谓要高出一个层级看问题，象丘吉尔说的“想知道未来如何，要看你对历史知道的有多远。” 不是跟在蚂蚁后面来观察一件事情发展的规律，而是观察到极限后，在前面等着数据，然后就在极限里、用有边际的方法、寻找答案吧。

五、等价

很多时候，一个房地产的数据问题与银行存款问题，不是等价的，但是，换了一个环境，他就是等价的。比如说，存款的增长放缓到临界点了，原来与房地产等价的地方财政问题就跌价了，而银行存款【负债】问题就与房地产等价了，而你按照原来的等价，判断房地产还具有投资价值，还应该贷款买房，那么就错了，房地产已经与银行体系的负债等价了，之前等价关系就不是这样的。等价是交易的本质，儿童大约四岁时，就具备了等价关系的判断，然后，他会跟大人讲条件询价，然后完成交易。政治与经济本来是等价的关系，但是有些特殊的国家制度中，构建国家功能性与构建国家目的性发生了冲突后，这个等价就不存在了，其中一个价格上涨后，另一个低价的就必须服从高价的。

这是一个二叉树等价，同价值的要素，才能构成等价问题的变量。不等价的，不受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清签署了《南京条约》，大清之所以签署条约，是因为大清认为，开放贸易与大清的政治统治地位是不等价的，贸易开放不会影响统治的基础。但是《南京条约》要准许大英的商人和往来侨民到广州居住，与大清臣民自由通商，这个自由通商、混合居住在大清看来就与政治发生了等价，这个就不能履约。原来不等价的商约变成了等价的政治对抗，于是发生了第二次的鸦片战争。之后，上海道台发明了特区——租借，将这个商约的加价要素用租借处理掉，大清履行《南京条约》又回到了不等价，结果就发生了晚清的再次龙兴。

宏观经济上，等价原则，是政策的定向原则，不能判断等价，就不能判断政策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