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之前，你最常听的一句话是：“要好好读书，要去一个好的大学。”
二十岁之后，你最常听的一句话是：“小女孩，要稳定下来，一定要嫁个好男人。”
女孩子，你是否有很多的问号？
在十八年的教育里，我像一只不停奔跑的兔子，我和周围的男性们在同一个赛道上奔跑着。我们被家长和社会赋予了“好好学习，全面发展”的期望，他们期待我们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男生和女生，穿着同样的校服，刷着同样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有着近乎一致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内涵因人而异，但我们都渴望着在未来有一番作为。
如同我的父母要求的那样，我近乎苛刻的要求自己，和男性一起竞赛，接受了高等教育，不断的扩充自己的知识，拓展着自己的眼界，越来越追求自由与独立。
但，事情在发生一种质变。
二十多岁的我突然发现自己被分拣机分到了另一条赛道，前一秒还在被指控“早恋”，后一秒被希望“找个好男人“。高等教育的真正意义突然变得那么不值得一提，甚至变成了”堕落“”另类“。我恍然大悟，他们期望的是教育带来的那张文凭，而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所期待的教育把我们培养成了什么样的女性。此时他们所规划的第一条赛道，我们已经走完“该走”的那段，于是，我们被期冀于舍下所有，进入另一条赛道。
这条赛道，才是社会期待的女人的赛道。如今，在正统的观念里，“不结婚”依然是一种大大的罪过，“女博士”和“女强人”里多少包含着一丝贬义。当我们评价一个女人时，最先冒出的形象不是女性，而是“妻子”与“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位如此聪明和要强的女人，然而在她的同学录里，她写着“我想做一个贤妻良母”，我想起来都觉得唏嘘不已。当然，她是幸福的，在她的年代，女权还没有这么广泛的影响中国，所幸她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所以她能如此平和的过度。但这又不禁让我想到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说的：“做女人是多么不幸啊！而更糟糕的是女人事实上对这一不幸全然不知。”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是幸运还是不幸。
其实赛道的分化早已经开始。
从十八岁选专业的时候，你是否听到别人告诉你女孩子最好去做老师？父母疼爱你并告诉着你：“你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可不能被一头猪给拱了。”这种关心里，其实还传递着另一层意思：“女性是柔弱的” “你不需要拼命是因为女性要回归家庭” “你不需要这么努力，因为你终会找个男人嫁了”。只是，没有人意识到这话里没说出的意思，甚至说这话的人也没有意识到，但不代表这个意义不存在。
“女性，既是受害者，又是同谋犯。”
波伏娃（Le Deuxième Sexe）在《第二性》中控诉了男人对女人的歧视，同时她也指出了女性应该为自己现在的局面承担一定的责任。女人，最爱为难女人。想一想，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到底是谁最盼着要儿子，要孙子？从工作，到生育。我们都被突然要求进入进入一条我们没有主动权的赛道。女性如何不充满怨恨呢，特别是那些意识到这些又已经进入第二条赛道的人。因此，Papi酱的孩子因为随了丈夫的姓而被田园女权骂上热搜。
波伏娃指出女人不是先天的，是后天形成的，是被社会所建构的。在一出生时，并不存在所谓的女性气质，但是我们却自觉的培养着自己的女性气质以活成男性的希望的样子。我们变得温顺，缺乏冒险精神，成为了第二性，成为了附庸的性。这种建构就从那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开始了“我有个公主梦““你是我们的掌上明珠”……
波伏娃还指出了婚姻制度对女性的迫害。正如前面说的，社会对女性的评价往往是从“妻子“母亲”的角度。她指出，婚姻带来了怨恨与孤独，而这悲剧的一面更多是由女性承担。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更不断的巩固这种建构，一场梦幻的婚礼，一颗价值不菲的钻石……而这美好的幻象往往是诸多女性附庸属性悲剧的开始。很多人没有认真思考过婚姻就迫不及待的自投罗网，或是对婚姻怀揣着过高的期望，婚后只能“忍忍吧，再忍忍吧”。
当然，还有一些人批评和反对波伏娃的第二性，认为女人是第一性。争论第几性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不大，但是这些第二性困惑是实实在在摆在我们面前，尤其是在传统的家庭里。有一些高知女性坚持着男女共同竞争的赛道。但是就如谢安琪在《祝英台》里唱到的那样：“乐见风气大改，还是新瓶装旧酒？”二十岁女性的困惑还在于，当她们选择和男人一样打拼事业，追求独立时，她们才真正见到社会的不公。过去和男性一样坐在教室里穿一样的校服还可以嬉戏打闹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更让她们感到困惑的是，在这么努力的同时，那个诱惑一直都在：婚姻或者男人可以使她们轻松的上升一个阶层，可能使她们获得短暂的安稳和幸福。
女性和男性不是对立的，女性反抗的也不应该是男性，而是男权社会下给予女性的期望与标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女性真的同时实现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男人或者婚姻对女人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而这样或许能够带来一段互相尊重的、平等的两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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