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日子裡，響起的電話鈴聲會讓我覺得被侵犯。這實在不是很理想，因為我是一名記者而我的工作仰賴這個。那些也是我把所有絕望無助的感覺投注在指尖，發送給同事的日子：“我入錯行了。”我並非在說明我對新聞業不滿恰恰相反，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是我唯一真心所愛。於是疑問的回應恍如泉湧：從懷疑註釋泉： 為何一個會被人際往來嚴重消耗的人會選了一份需要與人應對的職業？
我還沒有找到答案。
內向者，以宜家的裝配說明書，和最良善的意圖來說，是經常被誤解的一群。我不是個害羞或緊張的人，雖然我可以那樣我是個不呱噪或引人注目的人，雖然我可以那樣。我不害怕他人，只不過戒慎他人所對我造成的影響。身為內向者，與人面對面打交道就像是在水中跑步。你做得到，只是那很累人。
外向者就像是無法調節自身能量水平的爬行類。他們需要一種外接的能源：其他人。另一方面，內向者在這樣的經歷中被耗損，但是在獨處的時候卻有能充分自我調節和補充能量。這沒什麽，就不過是能量方程。
我年輕的時候很害羞，但那幾乎可以確定是環境造成的。我長大了1000平方英里的牛站，並度過了第一個七年我的存在幾乎完全與我的母親，父親和哥哥。我在一個有一千平方英里的牧牛場裡成長，在我生命中的頭七年裡只有母親，父親和哥哥。訪客很罕見，當他們到來時，你可以從家中二樓看到他們車輛行徑後方揚起的塵埃。當時那種感覺—且至今回憶起來仍相當鮮活—就是我們被入侵了。一輛Toyota Landcruiser 或是蒙古騎兵，兩者有差別嗎？一匹溫馴的馱馬還是郵差？有趣的時光可以延續幾分鐘。
從前父親帶給我的首度與陌生人協商的經驗看來沒帶來什麼幫助—他開玩笑，誰曉得呢？—說要用一塊Wagon Wheel巧克力把我賣給一個男人。那交易的價格和未來必須與一個我不認識的人對話的預期，都讓我感到羞愧。
我們唸空中學校。我由母親和偶爾出現的家庭教師教導，每週會有一堂五百公里以外的教師透過無線廣播所上的課。如果你知道問題的答案，你得要按下麥克風按鈕並高呼你的名字。最好想像你那是要給轟炸機下發射指令。
當我們搬到一個鄉間小鎮的時候我才第一次踏入真正的學校—共有120名學生—我們一直認為最好我和表親們一起步行上學。我讓他們走在前頭，然後低頭躲進一個花園的工具棚裡，並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認真假裝自己是一支耙。那說不上是個精心設計的詭計，但當時的我覺得完全有必要那樣做。
很難說這是否是遺傳，儘管我父親認為超過十萬人的市鎮就是個城市，並且超越那個才會讓他感到真正不舒服。但他是那種認為對話意味著對一個遲緩不識相的擋道者開口的人。
而我媽仍威脅著說她要到山頂過退休生活，只與一方菜園和雞群為伴，遠離我們每一個人。她是那種認為所謂對話就算是對著雞也可以進行的事情。
隨著時光推移，我對社會互動的恐懼逐漸消融，到了高中的時候我參與辯論，公開演講，並在35度的高溫下穿著袋鼠裝越野只為了鼓舞士氣。（順帶一提，我現在確知解澳洲袋鼠的真實感受，毫無疑問是由內向者獨有的移情力/同理心而來）。
總有些人會告訴你說這樣的個性會限制了作為記者的職業生涯，要是我沒把筆記本當作盾牌的話，那也許是對的。有了它，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和罪犯對質，試圖滲透進機車族俱樂部，對著傷心的，腐敗的，脆弱的，和有權的人說話。
真相是，其實我挺喜歡人們。我我覺得人們很有趣，令人著迷。的確，可以選擇的話我寧願像在動物園那樣隔著玻璃或是安全距離觀察他們，但那引發的好奇心是相同的。
有些記者是現象織網者(phenomenal networker)，就像Roomba（譯註：掃地機器人）處理地板那樣地工作。他們總是效率奇高並且迅速建立人脈。我的人脈累積較慢但已完全成型兩種方法都沒錯，只不過各自都有對方沒後的優點。
我的專長是處理社會事件，我會主張，理解人們行動背後真正動機的能力，與忠實，精準，和細緻入微的為人目標是無法分割的。任何一個配得上他們薪酬的記者都以報導突發新聞為尊，那些在暗處點燈的只是影子（Any reporter worth their pay packet places a premium of breaking news and shedding light where previously there was only shadow.）。應該這樣才是。但是，我試著用說故事的能力，以及對他人臉龐，情緒和人性的敏感來結合兩者的做法卻帶來意外收穫。有時人們甚至會感到驚訝，一個記者居然能夠如此的......不是傻瓜(Dingbat)。
面試本身已經是技藝的一半。懂得刺探被把守的資訊是至關重要。但儘管如此，你知道的， 要聆聽那人在說什麽。
蘇珊·凱恩Susan Cain 以此為題材寫了本暢銷書。那已經被無可計算地大量引用，當仍具有意義。在書中，她向我們介紹了哈佛大學心理學講師布賴恩·利特爾Brian Little 所提出的自由特質論，基本上認為人可以在追求“個人核心項目”的過程中表現得不像自己。
換句話說，內向者有能力他們在乎的事業，所愛的人，或是他們所重視珍惜的任何東西，而表現得像個外向者，她寫道。
這不是兩面三刀，而只是一種必須的適應方式。
我任職於一份全國性報紙 ，所以當我在州際間旅行時，往往是一系列與新舊聯絡人接連不斷的碰面；事關重大的面談時機。光是用想的就讓我充滿恐懼了。總有那些先去深掘資訊來源的人，和那些認為編譯—寫作—是苦差事的人。我喜歡前者帶來的挑戰，但後者才是我真正享受的部分。但無論如何，那總是讓我感覺像要跑一場馬拉松，或是起床時才發現自己肺部快要不行。
我和其他人一樣很不經意地想要周圍八卦；而作為記者，當他們找到一個角度或是一個線索時，是起身環視新聞室以尋找可立即傾訴的對象（I am as prone to meerkatting as anyone else; that action journalists do when they find an angle or realise a yarn and stand up to scan the newsroom so that they might find someone they can tell immediately.）。這是一個甜美而且會上癮的報酬。
當你是一對一工作並且像個像隻孜孜不倦愛收集的亭鳥（譯註：Bowerbird, 澳洲特有鳥類，澳洲口語用來形容傻瓜或有收集癖者）那樣有條不紊地累積人脈時，上述這些都不會是大問題。當你處在滿是人的房間裡，那就是危險區域。幾年前，我因為喜歡比爾·克林頓和科菲·安南而去了匹茲堡採訪國際會議並且是唯一的澳洲記者。大會為媒體安排了飲酒之夜而我，儘管內心有疑慮，還是選擇出席。
閒聊是種折磨。要是有完美世界我們絕對會避開它，但因為某些不明的原因總是有些人喜歡討論他們學校或是他家的小狗薩維爾是世上唯一懂得開狗罐頭的動物。在匹茲堡的那家酒店的宴會廳裡，要是能爬進空調送風口逃走的話我會那樣做。他們應該直接建個洗衣槽讓內向的人能夠及時把自己扔進去。
噠，噠，噠。那是什麼？那是因為疲乏而無可避免的翻騰(tumble)。
當我的朋友和我還是學員的時候，我們享受（relished）那些宴會，只為了免費的酒和食物。有好幾週，我們的薪水用盡，只有出席主人家大方的宴會才有東西可吃。我覬覦著能受邀。
我早期的職業生涯，是尷尬的採訪與那些疑似只出現在企業宴會裡的小蛋糕的集合。回想過去，這些曾經令人驚奇佔據了世界一大篇幅，但後來漸漸地世界看來又變得更寬廣了。
現在我的收入能夠配合我的生活方式了，我也不必再出席這些宴會。那是如此的自由解放。而且，幸運的是，晚宴很少出現在我跑的新聞線中。這只不過用了十年，和一長串有關那該死的蛋餅的笑料。
所以，在一個呱噪的行業裡，我找到了維持安靜的方法。
至少我聽來相當程度是那樣。
原作者：Rick Morton
來源網址：The Quiet 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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