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一亭长替县里押送劳役去务工，途中善心大发，遂告诸人可自行离去。众人感怀其恩，愿余生侍奉左右。于是，此长率众夜渡沼泽地。遣一人探，不久前部回报，有一大蛇挡住去路，劝主另择新道。主因其醉意，壮胆前行：“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以上，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传说。
古之帝王将相，总有异人异事相伴。但他们真的是，天命所属、自然如此？
在未重读《史记》高祖本纪前，对刘邦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分一杯羹的印象里，其不过一奸诈小人而；建国后，诛杀开国功臣，又平添了暴君的印象。时隔多年后此次重读，对高祖的认知才更全面了。
一、约法三章的背后
众所周知，约法三章是高祖深得民心的缘故。可这背后，需要具备几个能力。
其一，自控力。
战场上，将士们都要经历生死考验；破城时，及时享乐、发泄的心态，会促使人性的邪恶的一面扭曲、放大。破城之后，奸淫、掳掠、屠城等等，古往今来都是常有的事。太史公以无畏的勇气，开篇即如实评价高祖，好酒及色。他先于项羽入关，任何人都会沾沾自喜、居功自傲。可在张良等劝说、提醒下，立即做出了安邦抚民的决定。作为本性好色、好酒之人，却能强力约束自我，这简直是心理学棉花糖实验的汉初现实版，其堪称自控力的先祖。想必是深知，有诸己、而后求诸人的道理。反观清朝咸丰年间的洪杨之乱，洪秀全身陷金陵的温柔乡而不思北上，最终错失良机，功亏一篑。
其二，政令畅通，奖罚分明。
高祖深知人性的飘忽不定，政令不通、不严，造成的祸害将影响至深。所以，他第一时间与父老沟通，对士兵令行禁止，为和谐安定、人心向背做好了铺垫。
笔者想起了一件反例，国共内战时期的一件事。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百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时国民政府立即派专机“抢运”在港的顶尖人才。这些人由党国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的文化人陈寅恪、郭沫若、茅盾等等。结果专机却最终被四大家族孔祥熙的家人强行霸占，用来运送她的随从、家私、洋狗甚至私人用过的马桶，并强令开拨。在众人痛骂及呼叫声中却腾空而起，甩下了一群站在凄雨寒风中的党国大员与文化名流。此事件最终引发了反国民政府的游行示威，而老蒋迫于孔氏家族当时的势力，未能从严惩处，而是反向压制学潮及舆论。此事的影响深远，丧失了百姓对国民党的信任，为后来的国共内战埋下了失败的因子。
其三，对人心向背的把握能力
汉初的百姓起义之所以能快速瓦解秦王朝，关键在于天下苦秦暴政。百姓盼的是明君、仁君，期望通过一番卖命拼杀后，能扭转社会之风气，获得安定祥和的生活。项羽却始终未觉察到，所过之处连根拔起，破城之日成为杀戮的狂欢。如此一来，与暴秦还有何区别？人心自然背离。
二、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
有一次，刘邦曾问韩信：“依我能力，将军估计我能带多少兵”？
韩信：“顶多十万”
刘：“那你呢？”
信：“多多益善”。
刘笑：“那你为什么还被我抓？”
信：“陛下不能带兵，但却能降服将领，所以我被陛下所擒。”
此番对话，不仅反应了韩信的胆大直言，也反应了刘邦胸怀之大以及知人善用。
《孟子》：“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显然，刘邦具备极高的情商与精确的自我认知，知己所短，并能用人所长，使属下甘心为其所用。从对汉初三杰的经典评价，也可见他识人能力之深。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关于知人善任，于企业管理中的领导者，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个人认为，甚至比亲力亲为还重要。如何发挥属下之所长，节制、借力周边单位人事的力量，逐渐形成自己的能力圈，尤为重要。
行文至此，回忆起作为中层管理者的时光，惊觉各种劳心不足的情况，若以此为题，定可作数篇反思文。读史真心可以知得失，太宗诚不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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