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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天国之门》
第3章 基督教与西方近现代文化
第2节 宗教信仰的衰颓与科学理性的勃兴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如同烈焰一般迅速席卷欧洲基督教世界，各种新教教派不仅在北部欧洲取代了罗马天主教的精神统治和组织统治，而且还大有向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天主教核心地区扩散的势头。面对着这种日益严重的威胁，罗马天主教会不得不在对北方世界的宗教改革运动采取抵制和镇压的同时，开始考虑从自身内部进行改革以消除弊端的问题。
尽管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已成定局，新教的壮大和合法化也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但是罗马教会的宗教改革毕竟遏制住了新教进一步向南扩张的势头，保住了天主教世界的半壁江山，并且重振了正统信仰的严肃性和神职人员道德的纯洁性。天主教之所以能够在新教的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最终站稳脚跟，实赖于这场内部的改革运动。
耶稣会。这是一个按照军队编制创建的修会，它绝对效忠于罗马教会，并且具有组织严密、纪律森严的特点。1540年耶稣会得到教皇保罗三世的认可，成为罗马教会进行内部改革和与新教抗衡的生力军。耶稣会的教规出自罗耀拉的《灵性修行》一书，它规定会士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会长，而各地会长则须服从总会长，总会长常驻罗马，有“黑衣教皇”之称。入会修士必须立“三绝”誓愿，即绝财、绝色、绝意，并绝对效忠于罗马教皇。
耶稣会组织不仅迅速扩及到一切天主教国家，而且还积极地向北方新教国家渗透，一些具有奉献精神的耶稣会传教士甚至还把天主教的信仰传播到西欧以外的广大世界，如北美洲、印度、日本和中国等地（明万历年间来中国传教的利玛窦等人即为耶稣会修士）
是野心勃勃而擅长谋略的法国人，在天主教和新教的对垒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从宗教战争中捞到了不少好处，终于使法兰西在路易十四的“伟大世纪”中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
。黎世留独创的“国家的立场”（Raisond’etat）一词在宗教战争结束后成为欧洲政治生活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术语，各国都开始撇开宗教因素的影响而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国力。在这方面，荷兰、法国和英国是最典型的例子，而西班牙由于过份地受到宗教因素的牵制，最终在近代欧洲的政治竞争中衰落下去。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结束了三十年战争，而且也结束了一个时代，即宗教专制的时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重申了1555 年奥格斯堡和约确定的“教随国定”原则，而且使这个原则适用于加尔教。
3] 从此以后，信仰成为私人的事情，一个人遵奉哪一派的宗教信仰全然由他自己决定，就好像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不同的服装和食用不同的食品一样。人们对不同教派的并存与和平共处已经习以为常，对教派之争则感到厌倦。“通过三十年战争，人人深信无论新教徒或旧教徒，哪一方也不能获全胜；统一教义这个中世纪的愿望必须放弃，这于是扩大了甚至在种种根本问题上人的独立思考的自由。
17 世纪具有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哲学家们对基督教会的不宽容做法的猛烈抨击，培养了一种普遍的宽容精神，并且把宗教信仰由教会垄断的特权变成了个人心灵的一种自由权利。正是这种宗教宽容精神打破了基督教世界中长期存在的宗教偏见和宗教迫害的陋习，使基督教各教派中逐渐生长出一种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气氛，并在无形中达成了一种认为基督教各教派、各种其他宗教信仰（如伊斯兰教等）甚至无神论思想都具有平等的精神权利的默契。上帝不再是心胸狭窄的和排他性的独断专行者，而成为一个宽宏大量的和兼容并蓄的精神庇护人。正是在17 世纪宗教宽容气氛的庇护下，与宗教信仰相对立的科学理性才能较为顺利地发展起来。
17 世纪的时代精神是怀疑主义与经验主义，这种时代精神明显地体现在当时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中。17 世纪的怀疑主义不同于古希腊的怀疑主义，也不同于后来休谟式的怀疑主义，它的目的不是要否定外在世界的确实性，而是要通过怀疑来砸碎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构建起来的那个虚假世界，从而在切实的自身经验（外在经验或内在经验）和自主判断的基础上重建一个真实的世界。就此而言，17 世纪的怀疑主义是一种工具性的和方法论的怀疑主义，它的目标恰恰是要确立一个不可怀疑的真实。
这样一种从经验事实出发、以理性作为确定真理可靠性的唯一准则的做法既然是17世纪的普遍的精神特征，它同样也就成为自然神论的思想特点。
在自然神论者那里，理性被确立为信仰的基础，上帝之所以是上帝，只是因为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和无限的理性。这个无限的理性清楚明白地充溢于作为创造物的自然界中，结果就表现为自然本身的规律。因此，自然的理性（规律）就是上帝的理性，二者是按照同一法则运转的。
我们就看到了被自然神论掏空了的上帝所面临着的两种命运：他或者完全等同于自然，这就是泛神论；或者干脆被彻底取消，这就是无神论。
从西方神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具有两个重要的划时代性意义，其一是把历史主义的考证方法引入了神学，其二是把神学的基础从知识论转向了道德论。第一点导致了对基督教的种种神迹和迷信的科学批判，从而引出了18世纪法国战斗的无神论；第二点则确定了信仰对于实践理性的依赖性，最终发展为康德的道德神学。
在17世纪，当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忙于欧洲内部的宗教战争和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外部压力，当英国人关起门来进行“光荣革命”和发展经验科学时，法国人则再度利用天主教的庇护把自己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专制主义国家。
如果说洛克和牛顿把上帝从自然界中赶出去，而斯宾诺莎又把上帝从自然之外拉回自然之中，那么狄德罗和霍尔巴赫们就干脆把这个四处流浪的上帝同时从自然之中和自然之外加以驱逐，彻底剥夺了上帝的立足之地。
启蒙运动构成了17世纪悄悄展开的思想变革与18世纪末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之间的一个重要枢纽，它的一头系着在哲学中冷静沉思的笛卡尔，另一头则系着在断头台上激烈行动的罗伯斯庇尔。
启蒙思想家用“健全的理性”和历史的事实作为武器，揭穿了笼罩在基督教信仰之上的神圣光环，将圣经和福音书中所记载的一切神迹都说成是一些滑稽可笑、荒唐透顶的骗局，从而得出基督教乃至一切宗教都是欺骗和愚昧的结果的结论。
由于启蒙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们的激烈而辛辣的批判，上帝赖以立足的超自然的奇迹基础被摧毁了，然而他却在人的道德本性和情感世界中找到新的栖身之所。上帝从外在的必然性的世界主宰转变为内在的自由的人性根据，从与人对立的威严无比的异己力量变成了每个人的道德良心的终极目标和情感生活的最后依凭。
经历了启蒙运动之浩劫的基督教信仰在日益强大的科学理性面前采取了回避退让和忍辱负重的姿态，它把自然界留给了科学理性，而把人的道德世界和情感世界当作自己的最后避难所。
这种强调道德良知和真实情感的宗教观点对于西方近现代神学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来康德在神学领域中所进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即颠倒信仰与道德的传统关系，把道德确立为信仰的基础，从以神学来说明道德转向了以道德来说明神学，从以神来说明人转向了以人来说明神）。
康德通过对自在之物与现象的划分，将自在之物或本体界驱逐出了认识的领域，使自然科学可以专注于经验世界而不受宗教神学的干扰，从而完成了自然神论的历史使命——将上帝（以及灵魂不死、意志自由等宗教主题）从自然界中彻底消除掉。
一个人可以在科学认识领域中对上帝漠不关心，但是在道德实践活动中他却不得不面对着上帝——上帝成为道德良心自我观照的一面明亮的镜鉴。
如果说康德使人与上帝在理性（实践理性）的道德生活中达到了统一，那么浪漫主义则使人与上帝在神秘的情感生活中达到了统一，而这股风靡欧洲的思想狂飙同样源于卢梭。
如果说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用知识理性在自然领域中杀死了上帝、而康德又为死去的上帝在人类道德领域中的复活提供了理论上的假设，那么施莱尔马赫则使这个上帝在个人的情感领域中获得了新生，成为自由心情的一个活生生的直观对象。
这个守护者本身是什么样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从有了这位神圣而威严的守护者以后，那些试图践踏人类良知和美德苗圃的蟊贼们在从事邪恶的勾当时，就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和趾高气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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