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冬天,我从101公馆办完事出来,准备回家。
冰冷的雪花飞过,路边的长椅上却仰躺着一个不要命的女人,一身冷艳,如一瓣红梅落在冰冷的石板上,惹人生怜。
我走过去,轻轻摇了摇她,“小姐,醒醒啊。”她支吾着摇摇脑袋,生气地向我砸来手里的啤酒瓶,絮絮叨叨地骂嚷起来。
忍着她的一身酒气,我好容易才将她抱上车,带回了家。
紫铜灯光里,我却将她看得清楚。乌色发梢凌乱地贴着前额,面色惨白如锈色古铜镜,沥了血的鲜唇如同雪中的红梅。
我踱到书桌前坐下,望着黑白相片里妻子的眼睛。不知为什么,这女人竟使我难过。
两年前的一天早上,院里忽然积了满地的雪。妻子惊喜不已,拽着我便要去看雪。漫天的雪里,她直直地站着,一身猩红缎质旗袍直垂到脚踝;而她用手捂了嘴,在雪里痴痴地笑了,仿佛一株血染的红梅。
两年后,我再没见过雪,也再没嗅过夜里梅的香,直到今天。
我醒来的时候,那女人早已梳好了发髻,理好了衣衫,踢踏着银色细高跟鞋在客厅里轻轻踱着步。
我沏了两杯热茶,走到她身边。
“段先生,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她接过茶水,擦了擦眼角的泪,笑了。
“哦,真的吗?”我呷了一口茶水,认真凝视着她的眼睛。
她的面色绯红,悄悄低了头,“真的。”
“啊,我想起来了,”我若有所思地笑了,仿佛想起了什么。“那是个雪天吧。”
“是啊,”她忽然哽咽,“那时候,海棠很红,夜色很香。”
“嗯,”我也凄惨地笑了,将她搂进怀里,轻声说,“就像现在这样。”
前方战事吃紧,我有些恍惚,杯中苦涩的茶水倒使我警醒;眼前的这一切因太过奢侈而使我觉得不真实。
她辞了我,往雪里去了,如一株暗香的红梅,在遥远的天边落下了,又随风飞得更远了。
十里开外的枪炮声又响起来了。其实我未曾嗅见过什么梅花香,也极少见过落雪的天,却无数次在暗夜里摸过冰冷刺骨的尖刀,也嗅过猩红的鲜血,好似凄风里凋落了的残梅,破碎的绯红。
整整两年了,转眼又落了雪,四下里是明艳的冷,所幸红四方面军正赶赴支援我们的路上。
窗前的梅又落了,夜里拂过了冷凛暗香,是我和妻一起看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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