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接触现代音乐的人，会觉得不好听。的确在自由无调性音乐出现后，音乐审美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原本和谐的声音中开始充满了不协和的刺激，比例越来越多，经常给人杂乱无章的感觉。其实从19世纪后期的浪漫主义音乐，这种分歧就开始了。德奥音乐家门不断去强调和声中的紧张，从而追求调性功能上趋向稳定的力量。瓦格纳、理查·斯特劳斯、马勒都在这条路上努力地推波助澜。
马勒身处的时代，后期浪漫已经穷途末路。不过他依然用自己了不起的构建能力，将时代推到了顶峰。那些规模宏大的器乐作品吸收了瓦格纳和德奥音乐的标题性，对于素材的运用离经叛道，太过超前的步伐，导致作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为人了解，甚至是被忽视了。直到勋伯格出现后，完全被抛弃的调性又让人一时无法接受。马勒才再次回到大众视野被重视。
当时的医学人士认为，新音乐严重伤害了听众的神经。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抑郁、焦虑，狂躁等负面情绪，而这些情绪又催生了更多表现主义和现代音乐。自由给人们带来的解放，也意味着朝不保夕的痛苦。各种信仰的相互鄙夷，抵触加深了人们的孤独感。战争之后的经济萧条，分离焦虑都让人们更渴望和谐的生活方式。
在马勒的音乐生涯中，真正让他大放异彩的是指挥。虽然他内心无比渴望别人视他为作曲家，用马勒的话来说“我做指挥家是为了活着，而我活着是为了作曲”。虽然他的一生无比成功，事业、爱情、人脉，别人眼中人生赢家的标配他全都拥有。然而他对自己的成就却极为不满，因为别人只当他是一位小作曲家，甚至是业余作曲家，去他音乐会最大的愿望是听他指挥别人的作品。马勒是人们心目中“活着的最伟大指挥家”和“死去最伟大的创作者”。
也许今天我们听到他的音乐会觉得任何一个段落都是悦耳的艺术品。不过由于他的音乐素材过于复杂，编制宏伟，篇幅巨长，当年的评论者都认为这些作品招人厌烦。特别是出自二十多岁年轻人的手笔，很难得到尊重和认同。然而马勒渴望着这些交响曲能够成为贝多芬式的杰作，显然他要失望了。首演失败代表了听众的态度，他们用当场发难，喝倒彩，退席抗议，甚至斗殴的方式让马勒身处煎熬之中。
然而最让他纠结和矛盾的是，对于他的指挥同样的观众却给出了极其疯狂的追捧。就连当时音乐界的权威勃拉姆斯和汉斯立克这对老冤家，对于马勒的评价也出奇的统一，两个人同时看中马勒，力荐他成为维也纳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在马勒看来极为讽刺的还有，他当年渴望赢得的贝多芬作曲奖同样是勃拉姆斯投的反对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矛盾就像是命运的嘲弄，让马勒的一生都在疯狂地努力，渴望被理解，直到生命走向终点才幡然醒悟。“在我对浅薄与无知进行15年的斗争后，为它们付出了所有艰辛！甚至是开拓者的悲凉之叹！……我不能把同代人的意见当作我的引路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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