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简史》当中曾经提到，上古时代，地球上不仅仅生活着一种人类，而是共同存在着智人、尼安德特人、梭罗人、直立人、弗洛里斯人等多种人类。而如今，世界上只剩下智人，其他的人种，则消亡在物竞天择的长河中。
智人能独活下来，并独步天下，靠的是一样独特的秘密武器：语言。
不，不是普通的语言。智人的语言，可以创造抽象的词汇，可以创造幻想。正是共同的语言中创造出来的共同的幻想，使得智人可以成百上千地、成千上万地结合成一个群体，团结一致地打击异己。语言的力量可见一斑。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智人是极易受语言影响并且据此产生幻想的人种。我们作为智人的后代，自然亦是如此。而极易受到语言的影响，极易产生幻想，这两者加在一起，便会产生极端的不理智的群体行为。
这一点，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清楚地阐明了。
他无不悲观地讲道：“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明证实例俯拾即是：古希腊绝对民主，全民参政，它的人民却亲手赐予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古希腊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一杯毒酒，集体暴政甚嚣尘上，希腊所以灭亡，自然不言而喻。法兰西吸收了启蒙运动最精华的思想，而大革命爆发后，整个国家却变得混乱不堪，立宪派、雅各宾派等相继被群众的呼声推向断头台，明明是追求民主的革命，却无法挽回地衍生出恐怖主义和专政。这样来看，怎能不承认群体的狂热与不理智呢？
然而，是何种力量使得群体变得狂热？勒庞已经洞彻了：正是幻想。“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正是因为群体采用形象思维，所以只要能激起群体的幻想，便可以激发它固有的本质的内在的原始化、野蛮化、狂热化倾向，从而使得它产生巨大的“对文明的破坏力”。如何能激起幻想呢？勒庞呈现了两种方法，一曰戏剧，二曰语言。戏剧者，毋庸赘言，古希腊罗马戏剧发达，在剧院，每每观完一剧，群众或悲哀，或喜悦，沉浸在剧中的情节无法自拔，近代更是产生了殴打反派演员的极端例子，以上均可证明戏剧激发群体幻想之作用。
而语言，则更为深刻、复杂。
苏格拉底善辩，故能吸引一众信徒，他本人便相信语言的力量。他曾经指出：“只有那些知道什么事对别人有好处而且能够使人们理解这一点的人才配受尊敬。”因此，一个优秀的统治者，“除了具备其他资格之外，必须还是一个会演说的人”。（来自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而在阴森可怕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希特勒正是凭借着自己极为出色的演说才能，方才取得了德国人民的绝对信任和服从，纳粹德国也因此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后来因首领的邪恶而被用于反人类的事务上），《国王的演讲》中，乔治六世看着电视上希特勒的演讲，眼神里流露出的，难道不是艳羡、警觉和担忧的结合吗？
勒庞说道：“统治者的艺术，就像律师的艺术一样，首先在于驾驭辞藻的艺术。”同时，他也对这种“艺术”提出了具体的方法论归纳：断言、重复、传染。事实上，整部《乌合之众》的后半段，几乎是一部操纵群体的方法论集锦。勒庞认为，政治家在演说中，要尽量地夸夸其谈以求激起群众的幻想，用最不明确的词语以求最大限度地扩大演说的影响范围，用反复的断言以求观点在群众中的传染，从而抑制、或者通过群众的力量扼杀反对意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向群众提供幻想，就能得到他们的认可：
“凡是能向群众供应幻觉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勒庞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相信他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他一定是一边洞察着世界的真相，一边为它的荒唐而暗自神伤，一边又想通过大声的呐喊，来唤醒群众——就像鲁迅先生所做的那样。正因为如此，他在详细描写选举时，无不讽刺地写道：
“如果选民是工人，那就侮辱和中伤雇主，再多也不过分。对于竞选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竭力让人确信他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恶性不断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为任何表面证据而费心是没有用处的。对手如果不了解群体心理，他会用各种论证为自己辩护，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只用断言来对付断言，如此一来，他也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天哪！倘若选举真的是这样的情景，那该是多么荒谬和可怖啊！
读到这段话，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事实上，勒庞生活在百年以前，其时正是欧洲大变革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起义和游行此起彼伏，他又正好处于一切风暴的中心点：巴黎。这些背景因素，无可避免地使得他对于群体丧失信心，并对他们持有过分悲观的态度——想想马克思吧，同样是面对群体，马克思则坚信群体的巨大的创造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勒庞是个独裁主义者，或者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就没有对群体保持警惕的必要了。相反，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群体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组成。勒庞是要提醒我们：
都认为如此，便对吗？
鲁迅明白他的心意，尽管他也许并未读过勒庞的作品，但是此二人却在思想上遥相呼应，形成了跨越欧亚大陆的智慧联系。因此，鲁迅同样诘问道：
“从来如此，便对吗？”
这难道不是我们亦当深思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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