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乔家大院》依托真人真事,以山西祁县乔家第三代传人乔致庸几十年商海拼搏和奋斗的故事为中心,以战火弥漫的晚清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阅荡天下,开辟商路,追寻“汇通天下”的历程。该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为了把包头的高梁变成银子,乔致庸一方面让刚过门的媳妇陆玉函通过京城的店铺在晋商圈里放出烟雾,说朝廷要发兵攻打准噶尔部,另一方面带上20车银子和20车石头,赶往包头继续收高粱和马科,做出一付要发“战争财”的架式。达盛昌的郢天骏虽然老谋深算,但到底还是中了计,不仅把手头的银子都砸进去了,而且还从各地又调180万两银子,以高出市面的价格把乔家的高梁和马科全部吃进。结果乔家不仅解套了,而且还净赚20万两银子。
这样的招数用现代兵家的术语叫“信息战”,也就是“兵不厌诈”。尽管乔致庸的“信息战”不够“仁义”,但比起崔鸣九勾结土匪刘黑七来逼死乔家,还算是合理合法。
在这一点上,邱天骏也是一个做事有底线的人。当他听说手下人还要派蒙古武师杀乔致席时,便厉声阻止:“乔致庸是商人,我邓天骏也是商人,你这么千,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商人斗不过他那个商人?眼下全中国的晋商都知道我邱家与乔家恶斗,也都知道乔致庸拉着银子到了包头,我们是商家还是杀手?你给我记好了,乔致庸不但不能死,而且还要俣证他好好活着!如果乔致庸不明不白的死在包头,哪怕不是我干的,外人也会认为是我千的!这盛昌千了这种事,天下的商人哪一家还敢和我做生意,我达盛昌的信誉}华何在?没有了信誉,我还做什么商人?”虽然邱天骏思维的落脚点人还是自己,但却守住了为商的底线。
守住“底线”不容易,但为商应该追求的是境界,即“智”、经“勇”、“仁”。靠创新的智慧、靠过人的胆识、靠仁爱之心来战胜竞争对手。当然,最高的境界还应该包括“圣”和“义”:以对商道的彻悟和承担社会道义来表现一种无形的人格力量,使竟争对手心悦诚服。
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因为商人要赢利,否则商人就活不下去,就要破产。商人逐利,理所当然。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利”又不能是商人的全部。如果商人只管赚钱,损人利己可以盈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社会岂不乱了套。
凡事都有个边界,球场上,球出了底线,就会丢分。做人做事都有底线,出了底线,就会犯错误。
何为底线?应该说是一种事物的最低极限,用来确定事物性质,即此事物非彼事物。因此,对一切事物都不可不注意它的底线。水的底线是零度,到了零度就成了冰,这是讲白然;中美关系的底线是三个联合公报,是承认一个中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部分,这是讲国家关系。
经商自然也有底线。赚钱是没错,但赚钱不能破坏规则,不能以牺性他人利益为代价,不能向社会转嫁成本。也就是说,商人不能只想着嫌钱,不损害别人的利益,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是条最起码的底线。
管子曰:仓康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人首先要满足衣食温饱问题才能明康耻、知荣辱,才能有高尚的道德。古人告诉我们的是,富足是道德的前提条件,礼节、荣辱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之上的,一个物质匮乏、民不聊生的社会是无法真正实现人的道德的。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有其最起码的道德堤坝,就是守卫人的最基本的尊严、良知的最低防线。
激进的柏杨早在几十年前就在《丑陋的中国人》里写下这样的话:“中国人最讲道德的,只不过全是写在纸上。”这句话虽然刺耳,但也道出了一定的事实真相。频繁出现的假冒产品,从工业油墨包装袋到假药事件,不胜枚举。而造假的理由只有一个,这样做成本更低,可以赚更多的钱。房地产领域,一心赚钱、偷工减料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业主与物业、开发商的矛盾屡见不鲜。
结果呢?这些产品或企业不是被迫退出市场,就是名誉受损可以说得不偿失。
市场上有句名言叫做“会买的哄不了会卖的”,与其并列的还有“买的没有卖的精”,都说明商人难斗。原因是他在“暗处”,你在“明处”,你根本不知道他的进价是多少,也就不知道他加了多少价,说了多少“谎”。你觉得“砍价”够狠了,他无奈地说“赔钱”卖给你。可到底谁占了谁的便宜呢?只有他心里一清二楚,而你却只能是“白以为”而已,直到你在别处遇到同样商品卖得比你买的贱时,你才会“哎呀”一声,知道上当。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信息不对称”。
但是吃亏不要紧,你一定要吸取教训:再也不买那个商人或那人个商店的东西了,并且还会把这个教训告诉你的亲朋好友,甚至为生了发泄忿恨而乐于告诚将去那商人或那商店购物的顾客,千万别买他的东西,骗人!结果呢?他让你吃亏赚了一回小便宜,却要吃尽骗人的一切苦果。所以,从总的方面来讲,商人一般地投点机取点巧、耍点奸,民众还是可以凉解的,他也要养家糊口发财致富嘛。但切记不要太过分,太伤顾客的心,不然“众怒难犯”的拒购行动会使最“精明”的商人一败涂地。
古代“童蒙”读物《名贤集》的最后两句话写得好:“乖汉瞒痴汉,痴汉总不知。乖汉做驴子,却被痴汉骑。”商业经营者千万不要因太奸太贪而变成可悲又可笑的作茧自缚者。
只有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企业才会把利润当作企业的唯目标。这种企业注定是失败的,虽然他们在财务报表上显示了唯利是图积累之下的成功数字,就像在沙滩上雕塑成功的城堡,是短命的,经不起风浪的考验。
经济学家告诫我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本来就是合而为的:义在利中,利在义中。义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阴”和“附”一样。《易·系辞》所谓“阴中有阳,阳中有明”;也如现代物理学所渭:“质能不二”的论断。企业也才有可能由极小的“手段利润”焕发出最大的“价值利润”为社会经济做出贡献。这才是企业的经营之道。
“君子立身,不必为能,而为贤。圣人立身,不必为严,而为仁。仁者,立业之先声,立国之根本。”义利相生,义需要诚信,这才是生意人的真正智慧;而利令智昏,使巧弄诈则是最大的愚蠢。
生意经:自古以来,商人总是为利奔波,为利者当然会“使些手段”。因为“利”之一物常常使人身心受蒙蔽,对别的事情分辨不清。所以,有人说利与义不可兼得。然而“利“和“义”不是鱼和熊掌,说它们不可兼得,大概也只是为伸蔑经商之人寻个理论,或为行不义之事、取不义之财找个借口。商人既逐利,也应重视自身的品格。品格在内,名声在外,“利”便在其间,回环曲折集于商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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