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军事密码

古代中国的演化有两样东西很关键，一个是税收，一个是军事。和平时期，税收是影响社会演化的重要力量，有了税收，中央帝国才能维持统一秩序。到混乱时期，决定社会演化的核心要素就成了军事。因为军事可以重建社会秩序，重新分配资源。

提到军事，就不得不讲战略。战略，顾名思义就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天时”“地利”“人和”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第二，“人和”是其中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纯技术角度分析战争的话，真的是这样吗？

先说什么是“人和”呢？“人和”包含很多含义，比如士气。有一个成语叫“一鼓作气”，就是说通过鼓舞士气，可以提升士兵战斗力。但后半句是什么呢？“再而衰，三而竭”。你看，士气是不稳定的，是经不住折腾的。你没有办法把士气当成制定战略的稳定要素来考量。当然，“人和”也可以解释为“民心所向”。但魏征也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就是说，制定军事战略的时候，把“民心所向”当作一种技术要素考虑，也是不太合适的。

那我们再看看“天时”，“天时”指的是作战时机，比如天气条件就是一种“天时”。但是天气情况，就连现在的天气预报有时候都报不准。所以气候这种稍纵即逝的变量，在制定长期战略的时候也不能过分依赖。那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应该依据什么制定呢？

“地利”才是考虑军事行动的基本盘，帝国的军事密码正是“地理”。相比较于“天时”和“人和”，地理是个长久不变的因素。

那地理在军事战略中怎么发挥作用呢？

军事战略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战略要地、经济资源、文化差异，这三者都是依托地理体现的。在这三种要素的作用下，古代中国的军事活动会呈现两个维度的扩张：经济牵引下的东西向扩张，文明冲突中的南北向扩张。最终，古代中国的军事战略水平和地理空间探索能力在清朝达到顶峰。

战略要地：

李白的《蜀道难》中有一个名句，“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意思是，四川东北的剑门关山势又高又险，一个人把着关口，上万人也打不进来。由于古代没有空中力量，在军事对抗中，像剑门关这样的战略要点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占据某个战略要地，往往会对整个战争的格局造成决定性影响。

我们拿楚汉战争来举个例子。重新看一下，为什么刘邦能那么快取得成功？

项羽分封诸王，到刘邦出击，只隔了四个月，从刘邦出击展开统一大业，到首次攻克项羽的首都，只用了八个月。以前，我们提到刘邦的成功和项羽的失败，有很多解释，比如，刘邦比项羽大二十四岁，老谋深算，善于拉帮结派。项羽年轻气盛，不懂得处理各派利益关系，最终落败。如果我们试着聚焦在战略要地这一点，就会发现，刘邦的成功，在于他拿下一个战略要地——关中。

关中在今天的陕西中部，是个比较低平的河谷冲积平原，北部是黄土高原，南部是崇山峻岭。要想进入关中，东西南北只有四个关口，所以得名“关中”。关中的统治者如果掌控着各个关口，关中就会固若金汤。但关口失守，敌人就能直捣黄龙。在历史上，关中长期扮演着战局胜负手的角色，号称“得关中者得天下”。项羽是战神，但刘邦在战略方面更胜一筹。当初进入咸阳，别人在抢财宝，刘邦手下的萧何首先想到的是将天下图籍搜走，目的就是为了掌握山川形势、天下地理及关隘要塞。

刘邦的封地不在关中核心区，但紧邻关中。刘邦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就是说，刘邦军队通过修建栈道，吸引敌人注意力，同时发兵绕道向陈仓进发。陈仓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关口叫大散关，这是进入关中四个关口的西边那个。突破了四关之一，刘邦乘对方不备，迅速击败关中的三位诸侯王，夺取了关中。前面说过，关中是四关之中的意思，拿下这里，别的地方就很难打进来。刘邦因此强大起来，自己可以随时出击，而没有太大的后顾之忧。

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非常重要。后来刘邦和项羽正面交锋中，刘邦总是落败的一方。但刘邦就算是不断失败，却仍然像不倒翁一样，频频受力却不倒下。刘邦反而凭借关中这个战略要地，不断地出击骚扰，损耗了项羽的实力。

后来，项羽和刘邦握手言和，以鸿沟为界休战。我们会认为，这时的刘邦终于和项羽打成了平手。但这恰恰说明，项羽已经彻底失败了。翻开地图，鸿沟正好处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分界线。鸿沟以西是山区，易守难攻。鸿沟以东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无险可守。项羽接受这样的条约，本想通过信义押宝，换取两方相安无事。但双方的战略态势本来就是不平衡的，占据战略优势的刘邦肯定要把东方吞并。所以，等项羽一撤军，刘邦就立刻组织大军发起总攻，彻底击败了项羽。

其实，只是拥有战略要地还不够。我们知道任何战争打到最后，比的都是资源保障。

经济资源：

说到经济区，我们首先会想到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等各个大平原区，这些地方都是有名的粮仓。但在古代中国的军事史上，有一个地方被称为“天下的砝码”——蜀地，也就是四川。现在来回顾一段战国时期不太为人关注，但特别重要的历史。

商鞅变法后，秦国逐渐强大，开始向东扩张。但在商鞅变法后的下一任国君，秦惠文王时期，秦国东扩的脚步突然停下来了。

当时的秦国气势正盛，惠文王身边有一个口齿伶俐的谋臣，大名鼎鼎的纵横家张仪。他提出，要乘胜向东进发。秦国的东边家门口有两个国家，韩国和魏国。这两个国家领土面积最小、军事实力最弱，但位置相当重要。韩国拥有今天河南西部、南部的丘陵，山西南部的山谷，魏国拥有今天山西西南部的河谷盆地。这些地方在当时来说，都是战略要地，是秦国向东的门户，拿下来，向东扩张将畅通无阻。

但最后，秦惠文王却选择攻打南边的巴国和蜀国。巴蜀这个词，我们倒是经常用，但是这两个地方到底在哪儿呢？巴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重庆，蜀国，在今天四川成都一带。我们在讲春秋战国历史的时候，很少提到这里，因为这里长期与世隔绝，文明开化程度比较低。而且，秦国和巴蜀之间横亘着巴山、秦岭。惠文王为什么放着战略要地韩魏不打，要伐巴蜀呢？

就拿蜀国来说。蜀国虽然封闭，但很富裕。我们知道，位于四川盆地的成都被称为“天府之国”。变法后的秦国虽然日渐强盛，但土地仍然不够多，兵力仍然不够强，国家财富仍然不够充裕，进攻六国并没有十足的胜算。恰好，这个时候蜀国正发生内乱，拿下蜀国，就可以利用蜀地的财富进行备战。我们在以前经常说，秦国经过变法后可以与山东六国抗衡，但其实，占据四川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也是重要原因。

到这里，严格说，我们谈到的军事战略还只是中原内部。中央帝国显然不只有农耕为主的中原区。所以，除了战略要地和经济资源，地域间的文化差异同样也是影响中国古代军事战略的要素。

文化差异：

我们知道，蒙古人很能打，少量蒙古人曾经征服欧亚世界。但是，军事行动，特别是远征行动，是一种资源耗损巨大、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所以，中原军队作战的时候，往往会采用一路主攻，其余佯装行动的做法，集中力量对付敌军最薄弱的环节。但蒙古人在作战的时候很奇怪，他们总是各路大军齐头并进，显得没什么章法，也不太顾虑后勤的事情。什么原因呢？

这其实和蒙古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组织有关。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打猎为生。他们在草原上围捕大型猎物的时候，需要多方配合。蒙古人会分成几个小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猎物。这时，任何一方都有机会，任何一方都是主力。所以，他们之间的竞争成分，甚至超过了配合的成分。这是农耕区的中原不会出现的。

换作在打仗的时候，也是这样。蒙古人凭借自身强大的机动性，几路大军并进，每一路都配备实力雄厚的大将。他们之间彼此竞争，一旦谁先获得突破，谁就升级成为主攻方，其他路军队会以这支队伍为核心冲向敌人。这种做法在蒙古西征过程中，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蒙古和南宋的战争中，蒙古人最初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三路并进进攻南宋。这三路也是宋元时期，沟通中国南北的三条重要通道。从西往东，第一条是，分别是今天陕西西安到四川一线，魏国灭蜀选择的是这条路。第二条是今天河南南阳到湖北襄阳，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三国时期的荆州争夺战都和这里有关。第三是淮河平原交通网，当初的宋金战争主要在这里展开的。

但是，南宋的疆域太庞大，地形过于复杂，超过了蒙古之前吞并的任何国家。蒙古人在三条路线上都遭遇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善于快速作战的蒙古人被迫进入了汉人的战争模式，从机动战变成围绕一城一池的攻坚战，蒙古人被耗在中原广大的土地上。

那么蒙古人这时，要放弃传统的包抄战略吗？并没有，蒙古人做的是，扩大迂回的范围，在原来的基础上开辟一条新战线。蒙古人为了重新获得机动性，从今天甘肃出发，打算经过四川，进入云南。再以云南为基础，从南方包抄打击南宋的重庆与湖北地区，实现上万里的大迂回。当然，由于大汗蒙哥的去世，蒙古人遵循传统回到草原选举新的首领，这项战略功败垂成。因此，南宋又延续了二十年。

一次最具想象力的军事行动，竟然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以失败告终，不得不说，这是战争的魅力。但蒙古人的这次行动并不是毫无成果，看看它给中国带来什么贡献。首先，云南地区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与中国关系是若即若离的，但从此后，云南正式进入了中央帝国的版图。其次，在这次进军六百八十多年后，一支衣衫褴褛的部队，几乎沿着蒙古人进攻路线反向行进，这条道路再次承载起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使命，这支部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

  战略要点、经济资源和文化差异这三个要素是怎么影响战略的。但实际的战略是多个要素叠加考量的，不同时期战略的主导要素也不同。

从时间维度看，在这三个要素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战略会呈现什么样的动态变化。以都城这个切入口，就是古代中国的都城变迁问题。在古代中国，都城是一个王朝核心所在，最能体现统治者的战略考量。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都城，有一个明显的变迁路线。它以宋代为分水岭，宋代以前，从西向东横向扩张，宋代以后是纵向扩张。

周、秦、汉、隋、唐的都城主要在关中。五代、北宋时期，都城东移到洛阳，甚至是更靠东的开封。洛阳的地形不如关中那么好，但好歹东西南北都有山脉或黄河环绕。但开封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北宋末年，金军趁着冬天黄河结冰，两次兵临开封城。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五代和北宋统治者为什么要把它设置在不安全的地方呢？

我们会看到，随着中国古人活动范围的扩大，经济资源要素的重要程度在逐渐超越战略要地这个要素。

在秦统一六国以前，中央帝国还没有真正形成。由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发程度有限，国家统治者只要把握好发展程度和安全程度最高的关中就能控制全国。

但随着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以及其他地区的开发，只靠关中就不够了，还需要加个更大粮仓作为资源补给，靠近关中的四川登上历史舞台。“关中”加“四川”的模式，长期是夺取天下的惯用打法，秦国统一六国是这样，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的路数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从周代开始，国家的统治中心都在关中。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淮河地区被开发起来。这里不仅平原面积广阔，而且水热条件充足，粮食产量高，这是关中和四川加起来都没法比的。国家统治者只掌握着关中和四川那点东西，没法有效控制全国。“关中”加“四川”模式遭到越来越大的冲击。

为什么诸葛亮的《隆中对》那么有名，是因为他迭代了古人的地理认知。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从关中和中原出发，才能获得天下。但诸葛亮将南方地理纳入战略考量。他提出，立足于西南的蜀地和中南的荆州，也有北上夺取天下的可能。不只是诸葛亮，东吴的张竑也提出东吴版的“隆中对”，我们把它叫作“江东战略”。江东就是长江下游南岸以南京为中心一带，这里是东吴的基本盘。张竑认为，占领了江东，再顺长江而上攻入四川，就足以和中原对抗。

虽然蜀国和吴国各自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对抗北方，但长江沿线的崛起确实是个不可阻挡的势头。特别是三国两晋之后，中国北方进入漫长的动荡期，大量人口的南迁，更加速了南方的发展。东南地区的经济实力，在逐渐超过北方。

到隋唐时期，只靠传统的“关中加四川”模式统治全国，就更加吃力。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想两个经典问题，为什么隋朝耗尽民力修建大运河，为什么唐朝设置节度使呢？

这其实也是当时统治者的一种战略决策，背后的动因还是经济资源。首先，隋、唐作为大帝国，管理庞大的疆域，需要更多的财力。其次，隋唐时期，对外战争不断，特别是对北方突厥，以及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庞大的军费，也要求有更多的钱。但这时问题出现了。隋唐两朝的政治中心在关中，但经济和税收重心却在江淮。政治、经济重心的分离，造成了国家统治的失衡。

隋唐统治者不得不想拿出一些对策。于是，隋朝修建了大运河，大运河的中心是洛阳，这里一方面距离关中比较近，另一方面交通方便，江淮地区的物资能够较快地送达。这导致，洛阳逐渐取代长安，关中地区进一步衰落。唐代面临更大的财政负担，唐高宗就曾经从长安搬家到洛阳，武则天时期更是把洛阳改名为“神都”，干脆在洛阳执政。即使是在国力非常强盛的开元盛世，唐玄宗大部分时间也待在洛阳。但就是这样，面对庞大国土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国库里的银子还是不够花。最后，唐朝皇帝想了个简单粗暴的办法，把各地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下放给地方，让地方各自负责，节度使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由于隋唐时期，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撕裂的，统治者没法把两者同时牢牢掌握。那些所谓的解决办法，归根到底都是权宜之计，最终给隋唐覆灭埋下祸根。隋朝灭亡和修建大运河脱不了干系，节度使也是导致唐朝崩溃的重要凶手。

那面对政治经济中心撕裂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呢？历史给出来的答案是，战略要地让步，经济资源优先。

北宋建立后，军人出身的赵匡胤深知战略要地的重要性，但面对国家财政问题，距离经济中心江淮地区比较远的关中肯定是不考虑了。所以洛阳是个不错的选项。洛阳四周环山，同时交通便利。但第二任皇帝的宋太宗赵光义认为，维持国家运转是个更紧迫的问题。与洛阳相比，更靠近江淮的开封，或许更适合作为都城。我们知道，后来北宋定都开封。但问题是，开封无险可守。为了保障国都安全，国家就必须要养很多兵。考虑到将领可能拥兵自重，可能勾结朝臣图谋不轨，所以还得养足够多的大臣，分头掌握统兵权、调兵权、行政权、监察权等等。所以，宋代出现了冗兵、冗官、冗费的状况，最终又变成新一轮的财政负担。这样的话，首都更要留在漕运便利的开封，相当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说，政治和经济重心分裂的问题并没有在宋代得到很好的解答。

还没等中原王朝想出更好解决办法，蒙古人来了，中原政权被游牧民族颠覆。都城的选址问题，成为胜利者才有资格思考的问题。

蒙古人的到来，不只是改朝换代的事情，它意味着古代中国的战略考量，有一个不起眼的要素突然被放大了，这就是文化差异。

回看历史，北宋以后，古代中国历代王朝的都城开始纵向发展。影响因素无非还是那两个，自己的国土上哪个地方最便于调度全国，最容易收取赋税。比如，金朝的国土在中国北方，都城也在北方这不用说。而南宋只剩下半壁江山，都城索性设在了最繁华的杭州。明朝最初的都城在南京，这里和杭州一样，也处在繁华的江淮地区。后来，朱棣由于政变而另起炉灶，他提出“天子守国门”的口号，在北京建都。这些都比较好理解。

但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拥有庞大疆域的国家首都，为什么选在北京呢？看地图我们就会发现，北京既不是帝国的地理中央，也没有担任国都的悠久历史。如果说，定都北京只是为了离家近，那为什么不直接把都城设在蒙古高原，或者东北地区呢？那里显然更安全。

定都北京，这其实意味着，文化差异作为一种战略要素，它的重要性跃居首位。元朝和清朝时期的中国是真正意义上“中央帝国”。在当时的地理、经济、科技条件下，帝国版图已经拓展到最大边界。国家中心应该设置在哪儿呢？

我们还是用那三个要素比较一下。首先，战略要地。以前重视战略要地主要是自保，但元朝、清朝这样的庞然大物，在周边根本找不到对手。同时，随着中央集权不断发展，地方也很难出现足够强大的势力能和朝廷分庭抗礼。所以，这个时候，以安全为诉求的战略要地这一点，就不是很重要了。

第二个要素，经济资源，管理庞大的帝国，当然需要足够多的资源。但元、清时期全国的漕运系统已经很发达，不仅有大运河可以把江淮地区的财富源源不断送向北方，而且，元朝大力发展海上漕运，财富也可以贴着海岸线从南运到北。所以，经济资源这一点也不需要过分担忧。

这个时候，第三个因素文化差异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拿统治两百多年的清朝为例。清朝统治下的古代中国，不只有以汉人为主的中原，还包括满人发家的东北，另外还有北方游牧区、西北地区、西南藏区等等。这些不同地区，在大清帝国扮演着不同角色。比如，中原负责提供财力、游牧区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西北是战略缓冲区，藏区的宗教可以维持游牧民族的精神秩序。那么，在地理空间中，最能协调各个板块的，也就只有北京了。

地理不见得是战争的决定要素，却是讨论战争逻辑的基础。拿着地理这把钥匙，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战略是怎么铺展开的。秦汉时期的战略家在统一战争中很少考虑南方，因为当时的南方太微不足道了。到三国时期，长江就成了战略重点之一，人们开始向南探索。唐代之后，对于东部的地理探索已经完成，东部的财富远超西部。关中地区虽然还很重要，却再也不是战略地理中心了。

近代西方人到来之前，中国的战争战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对陆地地形的把握，只要掌握了中国的山川地理，就可以依据地理条件来进行防御或者进攻；第二注重战略，不注重武器。千百年来，中国战争武器的进步比较有限，很难有一方在武器方面突然占据绝对优势。但西方人的到来，打碎了这两个战略。他们从海上发起进攻，并利用坚船利炮快速取胜，对于中国而言都是颠覆性的，海权时代到来了。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