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阿聊。
被砍医生陶勇出院了。
两个多月前，北京朝阳医院，一名男子持刀进入诊室，眼科医生陶勇连中数刀，被送进ICU抢救。
回顾当时，陶勇形容，那是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如今虽已出院，但，陶勇的左手，依旧没有任何知觉。
他告诉记者，要想恢复手的知觉，需要一年半载的时间，甚至更久。
而回到过去那种眼科医生的生活，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然而医者仁心，当再次提到这件事，陶勇说，「我不恨，只是不能理解。」
不仅是陶勇，我们也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的同时，也不能就这么算了。为了陶勇，也为了千千万万个医护人员。
被砍伤：人生的至暗时刻
2020年4月，出院后的陶勇，来到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复建。
一向沉稳克制的陶勇医生，在治疗过程中面露痛苦。
他闭着眼，一边跺脚，一边直呼：「太难受了！不弄了！不弄了！」
为了防止陶勇的手臂肌肉萎缩，在进行康复治疗时，医生要用电流去刺激。
而电流产生的痛感，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4月中旬，陶勇发了一条微博，吃馄饨的时候，手被烫伤了。因为没有任何知觉，所以感受不到热，手被烫出水泡了才知道。
这条微博，言辞之间没有太多情绪，但这张图看了，却让所有人止不住的心疼。
如今的陶勇，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康复训练，没有知觉的手，甚至，未来能够重返手术台，都是一场未知。
这一切，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的。
2020年1月20日1点，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出诊时被砍伤。
当时，凶手从医院的7楼一直追到6楼，直到保安来了才被制服，陶勇的左手前臂、手掌的神经 、肌肉、血管都被砍断。
用陶勇自己的话来说：差一点「命丧黄泉」。
陶勇在抢救室醒来，得知行凶者是他曾经治疗过的一名患者时，他感到震惊。
陶勇想不通是为什么，「我保住了他的眼睛，可是他却要杀我。」
回忆起治疗他的过程，陶勇说：
我当时知道他是怀柔来的农民，所以当时别的大夫带他过来找我复查的时候，我没有让他挂号，没有收费，连打激光也没收钱。
陶勇天生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受伤前，陶勇已经完成了15000多个手术。他的专业是复杂的眼底病和葡萄膜炎，很多别人觉得棘手或不愿治疗的病人，都会转到他手上。
即便如此，他几乎不限号，有时会为病人垫付医药费，甚至退还挂号费，「从穷人身上挣钱，我过不了内心那一关。」
采访中，记者问道：像你的手现在这种情况，对眼科医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陶勇说：意味着放弃过去那种生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
但是，放弃手术台，并不意味着放弃治病救人。
之后的话，希望能把团队搭建起来。或者是把我的科研项目推广，那样才能够造福更多的人。
从医苦：我的同学，都放弃做医生了
从医的确很苦。
陶勇说，「我的同学，大部分都已经放弃做医生了。」
做医生需要不停地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且还得值夜班，甚至有传染病的风险。我看病的时候，多少次就想一咬牙，一跺脚，这个病就不想看了。
所有人都知道做医生苦，但并不知道做医生有多苦。
纪录片《中国医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44岁的朱良付，是河南省人民医院的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主任，过了零点才下手术台，对他来说早就习以为常。
最多的时候，他曾连续做了16台手术，从早上做到次日凌晨五点才下手术台。这样的作息，让朱良付害怕，会这样突然猝死在手术台上。
但他面对镜头，又说了一段非常让人动容的话：
但是我不能死，我现在是一个主任医师，我们国家，差不多要用25年才能培养出来这样一个的。
「如果我死了，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
朱良付已经不仅仅把医生当成是一种职业了，更是一种义务、责任，和信仰。
从医是他终身的使命，也是他在即使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不能够背弃的信念。
同样在深夜下了手术台的，还有南京鼓楼医院的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
他曾开玩笑地说，「心胸外科就得是身体最好的，站台站不住的就被淘汰掉了。」
镜头记录下了他一天24小时的生活，他站立工作了17个小时。
但医生不是神，即使他心甘情愿，终究不是铁打的身体。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给王东进带来的后果就是——严重的颈椎病。
最严重的一次，王东进疼得根本动不了，只能戴着颈托给患者做手术。王医生调侃，自己快成半个残疾人了。
不得已之下，王东进向医院申请了一个按摩椅，放在杂物间里，每次下手术台后，他会过去躺一会儿，休息片刻。
这十几分钟，就是他最幸福的、放松的时刻。
王东进是一年实打实365天无休。
工作日，他在手术台、住院部、门诊部三点一线。周末，他要参加、学术会议、下乡讲座和义诊。
英雄的话说多了，可能他们自己也觉得，有用不完的力量。
可是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英雄，脱下白大褂，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会累，会紧张，会无能为力。
我们曾经很多次的歌颂过医生，悬壶济世，药到病除。
但别忘了，他们也只是个普通人，他们也有做不到的事。
期待可以，但别去苛责。
医患间：信任才能创造奇迹
昨天，陶勇医生再一次上了热搜 ，原因是，他在节目《无话不说》里坦言：「最近这些年，我变得越来越胆小了。」
外界赋予了陶勇很多光环，但他却更想面对自己。
比如他说，有时会拒绝「你明知道有可能会闹事的病人」。面对一些棘手的病人，他曾犹豫是否应该救治，害怕担责。
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虽然惋惜，但是无法苛求。
因为，患者伤医的新闻，这几年，我们看得并不少。
去年12月24日，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医生，在医院里被患者家属残忍杀害。
今年1月29日，在抗击疫情的定点医院武汉市第四人民医院，两名医生被患者家属殴打，其中一名医生因为被撕破防护服而感染了新冠肺炎。
上个月7号，广州荔湾区某医院内一名男患者殴打一名护士，导致护士脸部和手臂受伤。而这名男子却说，只是因为心情不好。
伤医的新闻，实在太多了，而这些，还仅仅只是被媒体曝光的部分。
医疗平台丁香园近期做过一份调查——
85.2% 的受访医生表示，自己所在的医院或科室发生过患者暴力事件，而只有 29.3% 的医生表示，自己所在的医院后续采取了相关保护措施。
一位医生网友也在微博上说：
以前是救死扶伤放在第一位，现在首要的任务是保护自己，自己不被砍，不被投诉，不被骂，才能给病人看病。
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医疗环境，更不是我们想要的。
在采访中，陶勇做了这样一个比喻——
医生和患者，就像两口子，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如果两口子之间互相藏着小心思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坎儿都有可能把他们拆散。
只有互相信任，才能战胜疾病，才能创造奇迹。
陶勇觉得，作为伤医事件的幸存者，他有责任呼吁社会关注医患关系。
那么我们呢？作为有可能走进医院的患者，我们当然也有责任，共同去维护这一份信任。
有人说，对于医生，别用神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更别在他们不能成为神的时候伸出刀子。
我们很难想象，当拿着匕首的人一次次冲向拿手术刀的人，还有多少医生会变得越来越胆小。又有多少颗济世救人的心会从此熄灭。
不要遗忘，更不要再出现下一个陶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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