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
写在前面：在读张丽教授所写之书时，让我发现文科类的学问也以学以致用。我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个学者对于自己民族国家强烈的感情，张教授在网易公开课中讲到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红溪事件（荷兰屠杀中国人约2万）时有明显的颤抖。
为何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屡遭屠杀？我们缺少战斗力的民族吗？肯定不是。我们缺少团结吗？也不是，大一统的思想经过历代王朝的宣传推广已经深入民心。中华民族长期聚聚而居，不分你我。难道就是近代很多外国学者或中国学者说的，中国人素质低，不求进取，愚昧？
在谈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问题时，我们提倡就事论事。但是涉及到国家民族的事业之时，就事论事就很容易陷入封闭的穴臼。我要站的更高，在更宽广的背景下讨论问题。
正文：
《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一书对“乐观主义者”，（如马若孟（Ramon Myers) 、罗斯基（ Tomas Rawski） 等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在民国时期，至少到1937年之前一直比较繁荣；融入世界给中国带来比较优势）和“悲观主义者”（如黄宗智 (Philip Huang) 和赵冈（Kang Zhao） 等认为，中国农民仍然陷在“内卷化”的恶性循环中；其间接的商业化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反而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并恶化了资本的投资环境）提出了质疑。
乐观派认为农民通过专业化和更有效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经济有利与国际市场接轨和引进新技术，特别是工业组织和金融创新带来了20世纪前40年里的真正经济增长（以来劳动和资本生产率来的提高来衡量）。
悲观主义者认为，人口压力迫使农民增加劳动投入，以致于造成边际报酬递减，产生出一个“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e involution)”的经济，从而阻碍真正的经济增长。
内卷化：内卷化效应就是长期从事一项相同的工作，并且保持在一定的层面，没有任何变化和改观。这种行为通常是一种自我懈怠，自我消耗。是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率较高、影响较广泛的概念”。
张丽教授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详细谨慎的筛选和分析。研究证明了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了无锡农村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而且农户通过调整经济决策积极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变化。但是在缺乏政治经济稳定的情况下，无锡农村的经济转型并不成功。
中国农村经济的成功与否，与中国当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国内政局的变化、政府决策等诸多因素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后，中国经济火车驶向何方；我们的生活乃至国家和民族是否有足够的动力走向更高更远的未来，全靠火车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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