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老联命题】从文化IP创意开发的视角看，“奥运击缶”就成为关乎如何继承前人文化IP财产，如何为后人留下文化IP遗产的重要话题，是关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大问题，值得审慎对待，反正文艺工作者应该多懂些文化。
2018年8月8日，北京夏季奥运会十周年了，人们免不了重新想起那场巨大的，被学者朱大可称为充满“权力审美”的奥运开幕式文艺演出。
也许，“厉害了！我的国”式的集体意识，大概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正式以国家仪式的形式被激发和强化。
奥运开幕文艺表演环节，在当时作为急于向世界昭显中国大国形象的一场“超级秀”和经典案例，还是很有研究和史料价值的。
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对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有了更高的要求，讲述和表达中国故事上，能否更具文化准确性和策略性？
北京奥运期间，朱大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开幕式的导演组在传统文化的知识方面有很大的缺陷，甚至于开幕式第一场的“击缶而歌”已经犯了很严重的礼制错误——缶本来应该是在丧礼上使用的乐器，至今湖北还保留着这样的丧乐队，庄子丧妻“击缶而歌”也正是这个乐器。
其实，问题不仅于此，奥运缶是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礼器，考古学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冰鉴缶型器，以其为原型造的”缶“，也本非可作为丧乐或当时“低端人群”作乐击缶之器，可谓犯了双重错误：古人击缶迎宾乃羞辱之意本不恰当，且此奥运“青铜缶”并非可击之瓦器缶。
2009年，朱大可《黄钟毁弃，瓦缶雷鸣——奥运缶究竟象征了什么》一文有论，此不赘言。有人反驳说屈原《卜居》原文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到以为，那个瓦就是缶，按《说文解字》：“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鼔之以节歌”。不管怎么说，历史上击缶是比较丧气的事。
接奥运十年，纠缠一下当年的这段公案，想引出的话题是：一个关于家国天下的大型文艺演出的创作机制应该是什么？在“表现什么？”与“如何表现？”也就是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怎么把握？谁来把握？
北京奥运开闭幕式，是中国大型演艺技术升级的一次里程碑。大型舞台机械、灯光、LED、巨光投影等的综合应用，彻底改变了中国舞台演艺的基本形式。一台节目的演出效果，过去是依赖传统舞台“表演艺术”，现在则更多依赖现代舞台“表现技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文化产业兴起，“文化IP”作为一个新的投资品种出现了，这无疑是中国文化市场经济的现象级事件。
但是，关于“文化IP”的基本概念普遍并没有搞清楚，很多问题有待回答，不过文化IP观念的树立，必然对文化生产和交换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重申一下，文化IP有三重含义：信息财产权（Information Property）、形象财产权（Identity Property）、知识财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试想，当年北京奥运时有“文化IP”开发的观念，那么，在决策是否开发或如何开发“击缶”这个问题上就会有财产权视角。
击缶与否就不仅仅是一场大型舞台秀的事情，而是关乎如何继承前人文化财产（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为后人留下值得遗存的“文化财产”（奥运开幕式文化遗产），那么，就会更为审慎对待文化创作的全过程，因为要为历史财产负责，而不是为金钱审美或权力审美负责。
由此，推导出一个结论：树立文化IP财产观，将会让文艺创作更有文化！
苏彤补记于2018年8月9日 东京日本桥箱崎町（酒店大堂恰有一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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