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太太躺在床上，七十多岁，干瘪瘦弱，牙齿掉得有些多，只看到门牙留了三颗，脸色白白的，除了眼睛特别有神韵，其他的都让人看得出她的身体十分不好。
床上堆了一些衣服，紫色的花棉被蓬松松地盖在她的身上，鸡爪似的手自然地放在被子外面，白得发惨。
床前立着一根带轮子的三角拐杖，紧挨着一张矮小的靠椅。她本来打算起床，拿了拐杖做依靠走出去，但是膝盖发虚，只能躺着。
于是：我坐着，她躺着；我听着，她说着；慢条斯理的，脸上和眼中露出微微的笑意，说不清是开心还是礼貌性的表情。
屋外是道士们咿咿呀呀的念叨声和他们敲锣的声音，不时传来礼炮巨大的声响，好似为她的老公做祷告。
不过，她讲话的速度和声音一直保持着，丝毫不受影响，从她口中，似乎有一幅幅画面徐徐展开，让我跟着她回到了那年、那月、那时。
01
她轻轻地说：
那时我不到十八岁，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跟随年轻力壮的人到离家十里八里的地方修水库——筑坝。
去的时候每人背一个新背篓，回来的时候背篓只剩下一半，后面的一半竹篾被泥土磨断掉了。
“你们是睡大铺吗？”问完这句话我就后悔了，那时候哪里有这些东西。
没有。就是睡楼板，光木板。一睡就是几个月，没有铺的，有的人连盖的都没有。我们那时候苦呀，要不，怎么能有这么多的病？
说着说着，她一下子笑开了，好像想起了当年的笑话：
我们睡在水库不远的王姓人家，因为人多，有两个大姑娘睡在楼中间，下面是地火炉。晚上，火用煤炭粉和黄泥巴加水混合揉成的东西敷起来，上面留一个孔。主人家在锅里放了干玉米，加水炖着，作为第二天的菜。
谁知道半夜被楼上流下来的尿液给弄脏了，主人家告到领导那儿，领导查询后知道是那两个大姑娘，认为她们身体有病，就打发她们回家了。
她们两个现在好哇，没有我们这些病。
我心里想：“那时候，她们俩铁定成为了当时的笑话。可是，谁知道……”
02
那时有个男孩子，吃饭时啃两个玉米棒子，还能吃18个糍粑，力气大，干活很卖力。
他扒拉满满的一撮箕泥巴，还要用锄头拍得紧紧的，给背楼里倒两撮。我去了几天，实在累得要死，我就跑回家了。
监工到我家来找，看我三天都在家，知道我不行了，才答应换我的父亲去坝上。他去要轻松得多，因为他是去剃头。
我很开心，她不用做那么重的活了。说：“这下舒服了。”
哪有？我去挖沟了，没有轻松的活。
我们翻深耕、修沟、筑坝……凡是重体力的活，都有我们参加。
你不晓得，翻深耕，累死人。要把土地往地底下挖一楼深，边挖边把土换到另外的地方，直到把地下的土完全翻起来。
地弄好了，就要去山坡上打秧青——就是把山上绿色的嫩草、嫩树枝，割了背回来，用脚踩在水田里，腐烂后做肥料。
坡上路陡、窄，背的植物要用称称，以此作为家庭分配粮食财物和依据。
你以为称了称，知道斤两就可以了。还要背下田，那时的烂田，一年四季都有水泡着，有的田里还有天然水冒出来，一脚踩下去，冰凉冰凉的，人的半个身子都陷在田里。
我知道她说的那些田，小时候我站在田里感觉自己一直往泥里陷，像是要被活埋了一样。
想着她们过的日子，是真难！但是她讲这些事并没有抱怨和仇恨的语气，她微微地笑着，好像仅仅是说别人的故事，即便她说自己的腿现在不能走路是因为那时候做的苦力活太多了，也好像是替腿找原因。
她的笑容是那样坦然、从容！
03
我知道她结婚了也是苦，家里的活全是她的，庄稼地里的活也是她的。
随后，她说起了土地下放后的事。
家里弟兄多，又是地主，房子划分给了贫下中农。
婆婆是小脚，帮不了家里做事。二哥家生了一个女儿，七八个月的样子，眼睛睁不开，眼屎粘的紧紧的，脚小得像铜钱那么大。就给老奶奶背来，白天老奶奶抱出来坐在屋檐下，一小会儿就被蚊子沾满双眼。十分可怜！
他老公就请了本家的哥哥给开了药方，预计花100元，实际去买才用了50元，熬了给她喝，病好了才给接了回去。
她的老公后来当了村长，成天和领导干部一起出门玩花灯，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的。
她也说起了我的母亲，特苦，命还不好，老早就去世了。
我听着，真的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勤劳的人，到老了没有好日子过！
在那个年代，她们的经历好像成为了过去，可是，留在记忆里的苦过去了，身体里的记忆呢，变成了各种病痛撕扯着每一个老年人。
幸好国家每个月还有几十块钱！不然，那个艰苦的岁月，留给农民的就是病痛的折磨……
她的孩子读书有成就，能够照顾她，而其他的农民呢，有的八十岁了还在下烂田。
我的心里空落落的……
屋外的锣声、鼓声、鞭炮声，和着唱孝歌的鼓点，随着唱孝歌的人一声声对孝家的歌颂或是对死者的歌功颂德中，人们渐渐第地散去，只剩长明灯不熄。
明早之后，她的老公就会只剩一抔黄土，一份亲人的惦念。如此而已……
那年、那月、那时，带给她的除了记忆，还有只能躺在床上的躯体。
以后的日子，她会好吗？如果她也领着几千元的退休金，又如何？
她好像没有想这些，她就是在努力活着。那微笑着的脸庞，始终在我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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