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这种传记书阅读，已经许久以前，因在微信群看见书友推荐，描述了大概内容感觉还不错便对其产生了兴趣，经过四天晚上的阅读终于读完了，记录下。
曾国藩一生的经历是令人敬佩的，前面他辉煌的时刻就不一一赘述了，就从他开始走入低谷时讲起吧。
曾国藩47岁，陷入了人生中的最低谷。
被解除兵权后，他的那些宿敌一个个喜形于色，大骂曾国藩是假道学、假忠义。蛰居老家的曾国藩有口难辩，卧病在床。
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曾国藩要眼睁睁地看着建立功勋的良机溜走了。
他这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动不动就骂人。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静下心来反思过往。
曾国藩反思到，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
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面对官场同僚，他确实常以圣贤自命，觉得别人都是小人。
曾国藩在家中致信各位好友，请大家给他多提意见，帮自己总结经验教训。
曾国藩阅读好友来信，反复回忆既往，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
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
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
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被解除兵权，当然是人生大祸。然而祸是福之基，在灾祸中不能自暴自弃，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
他认识到自己为人处世的四大缺点：
偏激，好名，也就是过于重视获得好名声；
喜欢公开批评谈论别人的过恶；
做事有始无终；
待人接物过于怠慢。
那么怎么做呢？也是四条：
做事平心静气，更多地考虑他人的心理，站在他人角度立场想问题；
更多地揄扬他人，表扬他人的长处；
做事有始有终，越到后来越慎重；
接人待物要更诚更敬。
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天京内讧后，太平天国并没有如咸丰预想那样迅速崩溃。在胡林翼的多次奏请之下，咸丰帝令曾国藩重新出山，办理浙江军务。
这次出山，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
第一，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
启程前，曾国藩首先以非常谦恭的语气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到了长沙后，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
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信必复。
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他人，设身处地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
第二，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不再事事硬顶。
第三，他不再慎于保举，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
就这样，曾国藩完成了自己的“中年变法”。待人接物，前后势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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