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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第9，10章
战国之时，辩者风起。诸子立说驳难，术士纵横捭阖，都要滔滔雄辩。故荀子说：“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矣。”（《荀子·非相》）名家便是当时专以辩论著名者。
离形而言名，即司马谈所谓“专决于名”，进行纯粹的逻辑概念范畴的分析，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认识论和逻辑学。
由于在传统社会中政治需要压倒一切，而政治上的功利主义往往与纯粹理性背道而驰，因此，纯粹理性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的限制，这一点可以从司马谈、班固以及后人对名家的喋喋不休的批判中看得清清楚楚。纯粹理性的发展随着名家的衰落而裹足不前。
名家的政治倾向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是“务为治”者，基本政治倾向如司马谈、班固所言为王权主义，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性往往又越出王权主义的藩篱，闪耀着超越时代的思想火花，其科学精神为王权主义所不能容。这是名家之所以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邓析的行径颇类古希腊智者，用“两然”“两可”法教民争讼，民从之“学讼者不可胜数”。他还按照讼狱的大小收费，“大狱一衣，小狱襦裤”。他运用“两然”“两可”法在刑书的法律条文内游刃有余。
儒家在显意识层次上，主张以必然性制约王权，而在隐意识里却主张王权出于必然；法家则公开主张王权即必然，同时暗示了君主的个性向必然性转化的可能；而《邓析子》的作者们，在这里强调君王的个性就是必然性，在理论上放纵了君主，儒法在理论上或多或少保留了批判的权力，而《邓析子》的作者们却使一切批判和制约都化为乌有。
先秦诸子大都认为，自然和社会有某种深刻的同一性，并以这种同一性作为他们思想的基础，因此，他们总是在社会现象的背后去寻求某种自然性根源，儒家的天和道家的道，都是某种绝对的形而上的本体，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不变的总因，是在冥冥中支配一切的必然性。
从他的宇宙观出发，他主张“偃兵”，主张“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然而从“争于气力”的现实出发，爱又必须附在王权主义这张皮上。正是王权主义使惠施的爱之梦付之东流了。
统观先秦名辩思潮，大致有三种倾向：一是老庄的“无名”的倾向。二是儒法两家的“正名”倾向。第三种倾向，即名、墨两家的“察辩”倾向。所谓“察辩”，主要是考察“正名”的基础，即弄清楚名实相符的根据究竟是什么，使“正名”建立在经过分析和批判的理性的基础之上。
墨家将“兼爱”“非攻”建立在决定论的基础上，而名家则将它们置于相对性的立场之中，前者“尚同”，而后者却主张“合”和“离”。阴阳最初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被思想家们借用来表示两种对立和互相消长的物质力量和相应的现象，进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阴阳两面构成的，并由阴阳的对立斗争而形成事物的运动变化。邹衍认为历史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发展变化中，有一个所谓的必然规律起着支配作用，这个所谓的规律便是“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在“管法”看来，法对事物的规定性要由“分”确定，这个道理在法学上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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