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完陶方宣的《西装先生与旗袍太太》。
最近这段时间,对民国时期的故事特别感兴趣。那个年代的每一段历史、每一桩过往,都似乎透着股说不出的致命吸引力。
那个年代,是新旧浪潮相互冲击最为激烈的年代,是新老事物同时存在最为和谐又最不搭调的年代,是妥协与斗争相互夹击不断对抗的年代。
尤其吸引我的,是那些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那个才子佳人辈出的黄金时代,太有传奇色彩的北平、上海,蕴含多少诗情画意的杭州、南京,谱写了多少或圆满或悲情的姻缘故事。
这本书,讲的就是民国大师们的情感和婚姻。
带着浓厚的好奇翻开了书,一页一页,从第一个故事,到最后一个故事,心里的幻灭却在不断升腾。
老实说,挺失望的。
原来那些被大肆鼓吹的所谓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都不过是被包装而成的华丽。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看似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却绑住了多少女人的幸福,困住了多少女人的自由,浪费了多少女人的青春。
从书里讲的故事看来,大多数的小脚女人,命运总那么惊人地相似。
比丈夫稍大几岁,在素未谋面之前被订下婚约,婚礼当晚多半被落跑的新郎冷落在婚房里,之后的日子,运气好的有了子女,一辈子伺候公公婆婆,守着空荡荡的房间过日子。运气不好的呢?没有子嗣,无人赡养,凋零而去。
就这样,一辈子。
稍微有点例外的,也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
胡适与江冬秀性子泼辣的江冬秀,阴差阳错给了胡适和自家表妹曹诚英培养感情的契机,得知真相后没有隐忍,反而果断出击,用一把菜刀,驯服了丈夫。之所以他们的婚姻,能被称为“民国七大奇事之一”,想来,跟江冬秀火爆的脾气也脱不了干系。
除了小脚女人,书里也讲了不少新派女性与西装先生的婚姻故事。
较圆满的当属梁实秋与程季淑了吧。虽然也是父母包办,但所幸婚前有机会碰面,梁实秋对这个有书卷气的女子还是颇为满意,称之为“文房第五宝”。
梁实秋与程季淑从1927年到1974年,尽管中间曾分离6年,也曾颠沛流离,或也曾经历男方有异心,但终究不离不弃,彼此相伴携手到老。
难忘的还有林语堂和廖翠凤。
林语堂与廖翠凤虽然结婚多年的林语堂心里始终装着拒绝了自己的初恋陈锦端,但廖翠凤无怨无悔,甚至敢拿这件事来调侃自己的丈夫,又本本分分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相伴相守半个世纪,相濡以沫的日子终究得以换来丈夫对她一心一意的好,以及那句发自肺腑的“我上哪去找这么好的太太?”
套用书里,郭沫若的母亲为他选妻的一段话就是:“娶老婆就是隔着口袋买猫,猫装在口袋里你看不到,只能凭运气。碰到黑的就是黑猫,碰到白的就是白猫,你没有选择,她张琼华也没得选择。”
我原以为,诗人、文学大师眼中的爱情,或多或少饱含故事性,或多或少带有一份纯粹的坚持。可与此同时我也忘了,他们也不过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里的一个人,也有家庭也有父母,也有诸多无奈。
他们会因为无法抗拒父母之命而选择一段旧习俗的婚姻,同样,他们也会因为心里还有未燃尽的火苗而不顾一切去追求真爱。
其结果是,满怀激情的热血青年们,他们主宰了自己的生活,他们敢于说出“我不要这样的婚姻”,于是收拾行囊远离故乡。
而他们毅然决然抛弃的家庭,忍痛割舍的孝义和责任,就留给了那个被他迎娶过门却又被冷落在家的原配身上。
这个原配,她不晓得民族大义,不知道理想是何物,连她自己的归宿都不由得自己作主。因为“一夫多妻”是寻常,因为婚姻是必经之路,所以在面对那个连正眼都不瞧她一下的丈夫时,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愿意守着一座空房子到老,就为了保全一个名分。
你问她,何苦呢?她会说,这就是她的命,她的归宿。
长久以来,到底是什么把婚姻绑上了枷锁?即使是处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这一代,都有太多人无法逃离这种“势必要去完成”的婚姻。
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你都得去抓一只,这就是你该去做的事。
我越来越不明白婚姻的含义所在。
如果说,婚姻可以和爱情分离,那我只要爱情,不要婚姻,不也可以?
如果说,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那我给自己看看风水,找块我想埋的坟墓再安葬,不也可以?
如果说,不管什么猫,我都势必得去抓一只,那我不要黑猫,也不要白猫,我就要那只花猫,不也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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