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与知识分子的节操

科举制与知识分子的节操

历经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被认为是封建时代“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法”。自隋以后，朝代更替，即使在元和清，也都采用了这种方法。普遍认为这样的官员选拔方法要领先西方，后来西方的文官选拔制度算是“抄作业”把。然而，站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想想今天还有很多事情延续着这个貌似公平的做法，真的感慨人们寻找到一个省事的制度后会培育出怎样的懒惰然后在自我的说服中停止了本该的进步。科举制就是这样一个弊大于利的典型。

社会学科的真理是：一个社会，总需要管理，因此，总需要管理人才。那么，如何找到这些人才就成为所有社会的关键课题。今天也是这样。这里不试图进行文献综述，直接点评科举制吧。

首先，如果依照夫子提供的教材，也就是所谓的五经六艺，读书人的学习应该是广泛而全面的，既要包括文学修养，还需要有动手能力，例如射箭和驾驭。而科举制成功地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个固定的类似“SCI”标准上。尤其是自宋以来，学子们的教科书是固定的，学子们参加的考试格式是固定的，整个的考试流程是固定的。考核就是指挥棒，你所希望的可以通过你要考核的来实现。尽管绩效考核一直在胜任力考核、过程考核、结果考核以及周边绩效考核等考核优先指标中切换，但是明确的考核指标就是人们的猎物或靶子。从这个意义上，你如果批评正是因为科举让中国自从勾股定理和鸡鸭同笼之后缺乏了计量思维，也是可以成立的。

其次，科举制成功地将外部竞争机制引入到学子的自身修炼体系中。因为有了等级，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等等一步步下来，是否题名就成为对士子学习状态的评价。或许是有了竞争机制，士子们未必真的见过什么“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是能够从八股考试中脱颖而出仍然是少数的。经过一千多年的累积，恶性的“文人相轻”也就逐渐地累积到我们的基因中。今天，人们喜欢说什么组织“温度”，如果真有个类似额温枪之类的来测量主要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组织，估计温度是最低的。

其实，子曾经说过：君子无所争。有什么好争的呢？认识问题的角度和层次不同罢了。当然，夫子认为如果君子有争的话，那么大概就是射箭了。为什么是射箭呢？射是儒家的六艺之一，所谓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能。在这六项技能中，“射”的确是比较定量化的，也是可以共同评论的，也是容易让所有参与者心服口服的。不过，夫子明确表示，即使通过射箭来一较高低，必须要遵循礼的程序。“揖让而升，下而饮”让竞争变的和谐。看看这个，就知道今天人们讨论的所谓竞合，本源来自儒家。有了礼的调节，竞争才能合作，才能和谐，才能协同进化。没有礼，法人们的竞争无非是法人代表们动物性本能的外显罢了。（这也是为什么女性领导者更容易成功的原因吧）

虽然百家争鸣时，大家互相争论，但是我不赞成你但我捍卫你说话的自由还是有点，多少还是君子之争，还是讲求礼仪的。后来的争论是没有了，低调也好闷声发大财也罢，总之，说话的少了，下绊子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然，这多少负面地影响了礼。例如，虚伪让礼无法表现真诚，甚至，礼成了虚伪的遮羞布。

再次，科举制成功地将获取功名利禄转变为追求。如果说从科举制所限定的教材的角度看，绝大部分士子都应该是儒生。对于夫子来说，从政的目的是要造福民众。这也应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里，我们还必须要纠偏一句话，所谓“学而优则仕”虽出自《论语》，但是子夏所说未必是夫子本意，要知道在孔门弟子中，子夏并不算是优秀的。（即使这样，子夏也是希望通过这个从政来造福民众。）在夫子看来，服务民众所产生的成就感才是从政最大的奖赏，而这种坚定的内在动机是不会受到外部诱惑的，“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是夫子描述的可以传授衣钵的颜渊。内心的充盈与笃定才是一个从政者能够为社会贡献为民众服务的心理基础，当然，这样的服务又可以正面强化他的内心。

但是，科举制不仅成功地制造出了对外炫耀的爆点，“金榜题名时”更是成为人生的重要时刻，而且还通过科举成功所产生的具体效应真切地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外部。范进中举是最典型的例子。“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如此这般，哪个读书人能够把持的住呢？

如果当年的隋炀帝在科举前请教孔子，估计孔子就会告诉他说：为什么科举呢？这只能让士子们早晚成为皓首穷经的腐儒。如果杨广接着问，如果不通过科举又应该如何选士如何突破豪门大族对于政治的垄断呢？估计孔子多半会告诉他，每一级管理者都有寻找人才的责任，将这种责任委托给几张考卷和几篇文章，多少有些不负责。如果杨广说这样的主观色彩是不是更多？孔子会告诉他如果当官真的需要的是内在动机，没有什么油水，考察者又怎么会不谨慎呢？

总之，科举制虽然通过制造平等的机会让社会的每个人都有成长的可能，但也从另一方面摧毁了知识分子的节操。当然，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从科举制开始之前就已经处在下降的通道中了。

夫子在君臣关系上的观点很明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对等的。想想看，一百多年后真正继承他的衣钵的孟子能够让齐宣王在他面前说了三次“寡人有疾”，这恐怕是所有知识分子的梦想吧。

再推论一下：当年夫子之所以能够和鲁定公以及孟夫子能够和齐宣王聊聊国政，对方毕竟都还是贵族出身。尽管礼坏乐崩，即使过去有很多混账的君主，但是毕竟还有着基本的礼仪，那些君王们还基本能够秉持“君子”的最原始含义。

刘邦的出现，让儒生知道了自己的未来。这位泗水亭长在儒生的帽子里撒尿比坑儒恐怕还具有精神杀伤力，尽管后来他还是接纳了郦食其。后来的董仲舒演绎出了君为臣纲所领衔的三纲五常之后，中国的历代君王就再也不用说“寡人有疾”了，科举制让读书人从“劳心者”发展为“小知识分子”，所谓独立人格也仅仅停留在为了得到一顿“打屁股”的自豪中吧。

撇开剖面的时代背景，评判一个制度的优劣，是一定不能脱离动态的时间跨度的。今天，再去考虑制度建设，不妨将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作为一种变化的底色，并且要以更加长远的眼光，这种长远不是5年、10年、50年……，甚至要站在这个制度对于民族的整体成长是一种什么影响。

站在更大的时间跨度里，科举，不是一个好的制度。